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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5天前
1星期前
2星期前
2星期前
3星期前
在医疗领域工作,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终究都会逐渐习惯与死亡相对。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变得麻木不仁,或冷酷无情。 恰恰相反,最初接触死亡时,几乎每个人都是心生抗拒的。那种感觉,并非单纯的恐惧,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因为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眼前的不是模型,不是课本,也不是冰冷的标本,而是一个曾经鲜活存在过的人。他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故事,也有牵挂他的家人。 然而,当见惯了太多生命在眼前戛然而止,情绪终究会趋于平静。死亡,不再是一道突如其来的惊雷,而逐渐成为工作的一部分。这是每一位医疗工作者,都必须学会面对的课题。 直到后来,我遇见了一些截然不同的“存在”。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早已为自己的人生写下最后的注脚。他们选择,将自己的身体留下。 有些人成为大体老师,让一代又一代的医学生得以按图索骥,真正理解人体的精妙结构;有些人,则让自己的器官在另一个陌生人的身体里延续跳动。他们的心脏,或许仍在某个人的胸腔中搏动不息;他们的角膜,或许让另一个人重见天日。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生命虽然走到了终点,却并未真正画下句号。 许多人总觉得,器官捐献离自己十分遥远。甚至下意识认为,这是一项沉重而复杂的决定。其实,在马来西亚,只要你愿意,任何人都可以主动登记器官捐献。 最直接的方式,是通过国家器官捐献登记系统完成线上登记,填写基本资料后,系统便会记录你的意愿。也可以通过MySejahtera表达捐献意愿,或在医院填写相关表格,程序并不繁琐。 很多人以为,只要完成登记,一切就会自动发生。事实并非如此。在医疗现场,我们见过很多“来不及选择”的情况:意外生亡、疾病去逝、突发状况。而真正能够进行器官捐献的,多数是已经被确认脑死的病人。 脑死,并非昏迷,也不是植物人。它意味着整个脑部,包括维持呼吸与基本生命功能的脑干,已经不可逆转地完全停止运作,没有意识,也没有自主呼吸的能力。即便借助呼吸机维持肺部运作,心脏仍可能继续跳动,但那只是机器在维持最后的循环。从医学的角度而言,这已是无可挽回的死亡。 这一判定极其严谨,必须由不同医生依循既定程序反复确认。医生绝不会因为器官需求,而草率宣告一个人脑死。死亡的确认,和器官捐献,是两件完全分开的事情。 而植物人虽然没有意识,但脑部仍然有部分功能,尤其是脑干还在运作。他们可以自主呼吸,心脏也在正常工作。换句话说,在医学上,他们还活着。而器官捐献,必须建立在“死亡已经被确认”的前提之下。 在确认脑死之后,医疗团队才会与家属讨论器官捐献的可能。 如果家属同意,接下来并不是马上“拔管”。相反,医护人员会继续维持呼吸机和药物,让血液循环保持稳定,让器官维持供氧状态。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器官才有可能被安全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 接下来,会进行一系列评估:血型配对、器官功能、感染筛查、整体状况评估。 同时,移植协调团队会开始安排受赠者,联系相关医院与手术团队。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捐献者才会被送进手术室。 器官取出,是一场正式的手术。结束之后,医护人员会把伤口缝合、整理遗体,再交还给家属,让家属可以照常安排后事。 但即使你已经登记了捐献意愿,真正到了那一刻,医疗团队还是会和家属确认。很多时候,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家人手里。所以比登记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还活着的时候先把自己的意愿告诉家人。 做不做器官捐献,从来都不是一道必须作答的题目。有人愿意留下些什么,也有人希望完整无缺地离开这个世界。这两种选择,都无可厚非,也都值得尊重。 器官捐献,从来不该建立在道德压力之上,它只能出于心甘情愿。 人走的时候,终究两手空空。但有些人,会在转身离去之前,让自己的一部分,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生生不息。
1月前
今早陪女儿住院。 半夜里,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奶奶在孙子的陪伴下也住进了病房。护士在帮老奶奶插喉管时,她痛得“哎哎”叫,那声音特别,像在撒娇。女儿看了忍不住笑着说:“如果护士帮我插针时也这样叫,护士会不会用夹子音来安慰我?”我回她:“如果你活到老奶奶的年纪,还有几个孙子轮流用夹子音跟你视频,也许你也能享有同样的待遇。” 现在是凌晨1点10分,老奶奶忽然把昏昏欲睡的孙子叫起来聊天,两个人就这样聊了一整个小时。她话语重复,像是在翻搅着早年的记忆,有点像轻微的老年痴呆。可怜的孙子强撑着睡意,听老奶奶一遍又一遍地陈述成年往事,既像陪伴,又像哄她入睡。但老奶奶不肯睡,就像一台留声机,一直不停地念叨,把我的睡意也赶走了。 明天早上8点,女儿就要动手术了。 担心了这么久,真正到了这一刻,反而没那么害怕了。也许走到这一步,所有的情绪也往里收了。虽说如此,我刚刚才眯一会儿,现在却再也睡不着。我是还在担心吗?还是被老奶奶的唠叨吵醒了呢?或许两者皆是吧! 老奶奶终于睡着了,病房总算安静下来。我却还是辗转难眠,脑海里浮现的是女儿傍晚时啜泣的模样。 她看着即将回家休息的爸爸,泪水不停地滑落。而那笨拙又心疼的老爸不懂得怎样安慰,只会说:“别哭了,别哭了!”女儿说,要是这次手术和上次一样,是在她昏迷的情况下进行,她就不会那么害怕了。 听她这么说,我的心都揪紧了!我可怜的女儿,她不知道上次的手术有多凶险,她不知道她的命是从悬崖边上抢回来的。可是我怎么能告诉这些,她承受的已经够多了,我怎么可能加一把沉重的真相?我只能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说:“傻瓜,别想太多!” 过了一会儿,老奶奶又开始说话了。 她的声音不大,却足于唤醒沉睡中的孙子。那男孩揉着眼睛,睡眼惺忪地坐起身来,耐心地听着,一点怨言也没有,只是一遍遍地说:“奶奶,别怕,我在呢!好好睡吧!” 看了这一幕,我鼻子都酸了!老奶奶三生有幸,能拥有这么孝顺的孙子,这可是积年累月的情感养成才能拥有的,那是老奶奶的福气啊。 而我呢?我不知道我的孩子们会不会也可以毫无怨言的,在漫漫长夜守护我,不喊一句累,不露一分不耐烦。 早上老奶奶的儿子来了,接替一夜未眠的孩子照顾母亲。他看我守在病床前,就过来和我攀谈,聊着聊着,就说了老奶奶的病情。 原来老奶奶83岁了,脑部和肺部都有肿瘤。医生建议开刀割除,但风险极高,是否动刀,全凭家属决定。说着说着他开始激动起来,开始抱怨他的姐妹。他说平时她们隐瞒老奶奶的状况,拖到病情恶化才告诉他。现在手术该不该做,大家意见分歧,手足之间的矛盾也发生了。他急了,甚至说出“她们没文化,什么都不懂”这样伤人的话。 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哪怕到了21世纪,世界上还有不少人没有勇气面对死亡,谈论终点。如果老奶奶还健康时就清楚说出自己的心愿——要不要抢救、救到什么程度,那么她的孩子就不会陷入这种撕裂与指责。很多时候,沉默才是打破一个家庭和睦的雷。 女儿就在一旁,静静地听着这段对话。我心里有点触动,转头轻轻地问她:“你有什么话要告诉妈妈吗?” 她愣了一下,眼眶红了,低下头轻轻地说:“妈妈,我还是想做一个保守的人,我不想说这些……对我来说不吉利。” 我有些意外。 心急如焚赶往医院 我一直以为她理解我,理解我曾经说过的,如果有一天我遇上生死关头,我愿意放弃抢救。不是我不在乎生命,而是我懂得死亡也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尊严。可现在,她却不肯面对属于她自己的那份未知。于是,我轻轻地握着她的手说:“没关系,那就等你哪一天想说了再说吧!” 有些对话不必急着完成,有些话,要到人生某个转角,才有勇气启齿。 经过漫长的等待与不安,女儿终于被推入手术室了。医院的长廊,平时觉得怎么也走不完,可是今天却显得特别短,仿佛走了几步,就到了尽头,手术室就在眼前了。 我和她的情绪同时崩溃了。我们泪眼相对,眼神交缠,她轻轻地说:“妈妈,我好怕!” 我强忍着颤抖,说:“别怕,我把我的勇气都给你!”可是她却说:“那样我会更怕……” 那一刻我的心几乎碎了。她不是不够勇敢,她是太明白从我这里递出去的勇气,是用多少担忧和爱捏成的。她怕的是那勇气还包含了我藏着没说出口的恐惧。然后她就这样被推进手术室了。在手术室的门被关起来的刹那,我朝她喊道:“别怕,妈妈一直都在!”我哽住了,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墙上的时钟似乎罢工了,走得慢得像在故意为难人。但我没慌,也不再无助。我拿出常备在身的佛经,一遍又一遍地诵念,为女儿祈福。念完经后,我又拿出针和线,开始钩织那顶渔夫帽,那是我早就计划好要送给她的奖励——只要她勇敢面对这一切,我就亲手为她织一顶属于她的夏天。 6个小时终于过去了,手术室的门也终于打开了!迎面而来的是满脸笑容的主治医生,看了让人心安。谢天谢地,我心里压着的那块大石终于可以放下了! 医生邀我进去谈话,她说手术很成功,没大出血或其他的并发症,这是很好的情况,但毕竟是大脑手术,必须严密观察接下来的24个小时,再决定是否让她慢慢苏醒。 我听着,心里一边感恩,一边也知道,这只是长征中的第一站。这一站走得顺利,前面还有最少两个类似的手术等着她。 走出会谈室,我赶忙给亲友们报平安,嘴里说着“手术很成功”,眼泪却不停地流。也许这几个月紧绷的情绪终于找到出口了! 今晚在ICU,有专业人士一对一地照看。我决定回家好好洗个澡,睡个安稳的觉,明天给刚苏醒的女儿看到一个靓丽的妈妈。 昨晚我睡得很沉,还做了一个美梦。梦里女儿穿着婚纱,正准备出嫁。她真的好美好美,头发盘得高高的,戴着长长的头纱。礼服是露肩的,缀满了珠片,一闪一闪的,她就像沐浴在一道光里,发着光,让我看不清新郎的模貌。正当她提起裙摆,打算走入婚礼现场时,我醒了!可惜啊,美梦太短暂了! 醒来一看,时间已经到了早上6点40分。从昨晚8点开始,我已经睡了整整10个小时,这是我平时无法办到的。我知道,是心情轻松了,身体才答应好好休息。 洗漱过后,我到菜市场买了鱼和青菜,想着女儿醒了,就给她熬煮一锅暖暖的鱼粥。今天的心情特别好,看到熟悉的档主,还和她闲聊起来,夸她的菜新鲜,价格也公道。说起来,这样主动开口夸人的我,也不太常见。 走着走着,发现手机膜破裂了,就顺手贴了新的,忽然发现手机壳也该换了,也一并换了。换好后,心情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太好了! 午饭过后,探病时间也到了,我拿着鱼粥赶往医院。一走进ICU,发现女儿已经醒了。她看见我,没有笑,反而落下泪来。我知道她不是难过,而是松了一口气后,才有哭的空间。 我轻轻掀开她的被角,想检查她左手的反应,因为医生说可能会变弱。我握着她的手,她能握住,力度不减。又小心翼翼地让她动动左脚,状况也一样好,我这才彻底安心。 一切都像在我脑海里一遍一遍预演的那样,女儿的第二次手术,终于顺利完成。谢天谢地,真的谢天谢地。 又到了探病的时间,我如常提着热腾腾的便当来到医院。ICU的门一打开,我远远就看见女儿惊慌失措,我心里一揪,赶忙加快脚步,走到她的床前。“你怎么了?”我轻声问。 她抿了抿嘴,眼眶有点泛红,低声说道:“昨晚隔壁床的叔叔……走了!” 原来如此!在ICU遇见这种事,其实并不稀奇,但是女儿从小对这种事特别敏感,难怪她看起来那么惊慌。我坐下来,理了理她的头发,准备给她上一堂人生课。 “生老病死,乃人生常态,不必太过害怕。”我慢慢地说着,“要是每个人都长生不老,这个地球怎么装得下这么多人呢?” 她歪着头,乌溜溜的大眼睛认真地看着我,忽然问道:“那妈妈,你害怕死亡吗?” 我笑了笑,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像你这么大时,我也怕啊!可现在不怕了。因为我明白,死亡是身体不在了,但那个人,还活在爱他的人的心里、记忆里。” 我顿了顿,继续说:“ 你还记得我们家的八哥犬——泰山吗?它已经离开我们快10年了。这么多年来,你是不是还一直把它挂在嘴边,说它睡觉打呼噜、跳进鱼池游泳,还尿在妹妹的裤子上呢?” 她听了扑哧一笑。 “如果哪一天我不在了,你是不是也一样把我留在你的记忆里,时不时想一想、念一念?” 女儿眼里闪着光,点了点头,她什么都懂了!接着她拿起便当,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吃得津津有味,一点都不像刚做完手术的病人。 我坐在一旁看着,心也一点一点地暖了起来。 今天前往医院的路特别堵,车龙排到望不到尽头。我在车里心急如焚,心里只想着,千万别错过探访时间。好不容易来到医院,冲到ICU门口,还没来得及喘气,电话突然响了。我接起一听,原来是医院的护士打来的。她说:“你是XXX的家属吗?我现在通知你,病人已转去普通病房了。” 我一愣,急忙问:“什么时候的事?” “哦,大概是在早上十一点多。” 我看了看手表,现在已经是下午1点半,是两个小时前的事,怎么没人通知我?我一边往病房赶,一边心里泛起无数个问号,是护士们太忙?还是我的电话信号不好?可是我明明提醒过护士,有什么动静,一定要通知我。(明日续完)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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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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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画面我一直记在脑海,分不清是真实发生还是梦中记忆犹新。我们举家出了山,到坡底某处住下,那是隔天清晨,大姐在敞开的篱笆门处扫地,二姐和三姐从远处带着报纸和早餐走来,大姐停下洒扫动作问她们,报纸刊登了吗?刊登什么?我又在哪里?我似乎就在观众看电影的视角,但不可能,我当时还那么小,怎可能一个人跑到对街去看这一幕。 我应该身处其中,和她们一样等着看讣告。小小的报章一栏,把我们家所有人的名字聚集在母亲的照片下方,我凑热闹般读名问名了解关系,天真地看不透那一双双疲累又红肿的眼藏有多少情绪。每天问何时可以回家就惹哭他们,是怪我烦还是疼惜我懵昧无知?总以为只要尽速离开那简陋阴森的地方,日子就会如初。可怎还能回到从前?几天与棺木相处最后作别,我们就此是单亲孩子。治丧期的累竟使人一时忘却那不可挽回的离去。 陆续入山卖咸鸭蛋 回唐山卖咸鸭蛋了,有人说。我曾经很是疑惑,唐山在何处?为何偏要远行去卖蛋,近处难以谋生?可换物营生否?此一去是否尚有归期?不,都不。那是幽默的方言俚语,借用咸鸭蛋制作过程中裹泥法须用熟石灰的象征,与死者入殓时棺下置放大量石灰相似,委婉地寓意——死亡。无数次闭眼构想过一个个挑担卖咸鸭蛋的身影,在虚拟幻影里重新以挺拔的身躯漫山叫卖,那是我一度对死后之境所编织的想像,正如深信母亲也会从棺木中复活再以另一种身分生存般,生死界限对孩子而言总是模糊。 唐山想来是“大唐江山”的简称,是中国海外华人对祖先故土的称呼,我家长辈唤之Tn̂g-soaⁿ,回唐山有一种身分回归的意涵。我们是住在槟岛西南区谓之山顶的孩子,因家庭突变而聚集在长辈称为Tâi-san的槟城“台山卫生所”。唐山台山这两“山”字同音不同,此山也非彼山。中国地域上的台山旧称新宁,数经迁徙而最终定址于夜兰亚珍路(Hutton Lane)的“台山卫生所”,原是宁阳会馆为昔年离乡南来谋生的台山乡贤所设立,一所独栋双层建筑物。当年我们在楼下治丧守灵,始终不敢上楼去,只知道二楼设有床位与看护,住着一些大限将至的人。旧时贫困的乡贤病时无人照料,便入卫生所养病,若有不幸病逝又无亲属料理后事者,遂被安排在底楼草办丧事。久而久之,卫生所演变为殡仪馆。名为“卫生所”,或许与其兼具遗体清洗与疫病处理功能而纳入公共卫生体系有关。 临终关怀原不该是忌讳晦气之事,对生命渐杳的焦虑却凝聚成翻越不了的山,山后的阴影避之不及又无法登顶觅一方开阔之境,困在其中慌成一片迷雾。姐曾在山坟后方的一所病老院当钟点护工,见其清理见骨的褥疮时,又一次困在迷雾里,泪眼昏花。褥疮是一个吞噬许多灵魂的黑洞,母亲丧礼上为我们打点许多的舅母晚年也哀痛无声地掉入其中,据说蚕食她的褥疮面积有小盘子那么大。闻言一阵酸麻自心底蹿上脑门,那是腐肉暗生,气息微腥的隐隐作痛,顿时觉得母亲没有拖着满身病痛的身躯折磨致死,或许也是一种幸,虽然她是8个兄弟姐妹中最早病逝的老幺。母亲一生仓促,劳碌其间未尝安享清福,当年,她的兄姐一见年幼的我,眼泪就来,边怜我小边拭泪叫我要乖。后来他们也逐一走进大山,相继卖起了咸鸭蛋,终归是再无人能关怀我是否长成他们期望的那样。 台山卫生所历史悠久,设备与物件皆已老旧,冷寂阴沉,让人不禁寒意自生。四边长度相等,每边大红色长条凳可坐二人,共可围坐8人的八仙桌上,一会儿是餐饮,一会儿是锡箔纸、往生纸,我折元宝,也在那里用咸饼蘸咖啡乌吃。那时才5岁有余,咖啡是允许的吗?祖母说没关系。在大事面前,小事就真的只是没关系的小事。盥洗只能随意,不习惯就别洗,若害怕就相携去轮流把风陪伴。夜里就寝,蜷缩在两条并拢的长凳上,一顿觉睡睡醒醒,或许子孙守夜本就这般,若真安然沉睡下去大概便是不孝。兄姐们穿的黑衣裤该是没有小尺码,我只能穿着无领无袖的黑色连衣短裙,那时还因独有一袭小裙而暗自生喜,只烦恼睡觉时裙子掀起,浑然未觉一身黑的哀伤早已覆身而来,悄然吞没了我。 母亲老式的梅花棺,就是80年代僵尸电影里出现的那种。人生走到最后,莫不也是自己主题电影的全剧终。我后来每每经过台山卫生所,总要想起,那里曾经躺着一个我唤之母亲的人,也曾有无数为人父母子女者,播映他们匆匆散场的电影。直到卫生所本身也落幕,换成民宿又改为餐厅。 山未曾崩塌,只是换了形式。山里来的孩子,最终也会走向迷雾渐浓的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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