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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痛

3星期前
肩袖肌腱修复手术当天,恢复意识后,我立刻发现自己身上多了一个“挂件”。 那是一条在会诊时早有耳闻的护肩吊带——医生说,它能把手臂固定在“正确的位置”,帮助肌腱安心愈合。只是当时的我,麻醉药效尚未完全退去,脑袋昏昏沉沉,只觉得肩膀上多了一件存在感极强的装备,却无力细究它的来历。 很快,身体用最直接的方式提醒我它的存在——我想上厕所。 在点滴、吊带、乏力三重夹击下,我完全无法自行起身,只好按铃请护士协助。一阵忙乱后,大事终于解决。可当我再次回到病床,却迎来了另一种不适:肩膀开始抗议。 奇怪了,明明刚打了止痛剂,怎么还是痛? 我只能继续忍着,受着。 晚餐只吃了些流质,疼痛却毫不客气地持续催命。巡房医生来了,我实在忍不住说太痛了。他开了另一种止痛药片。于是,在两种止痛药的护航下,我终于有了脱离苦海的错觉。心想:这下,总能睡个安稳觉了吧。 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隔天凌晨,术后第一天,我还是痛醒了,人也继续昏昏沉沉。直到午后,骨科外科医生来了,终于替我解开谜团。 他说:“不疼才怪,吊带根本没在正确的位置。” 我听着听着,眼皮却不争气地往下掉。医生看了我一眼,忽然问:“你想继续这样昏沉下去吗?不想要身体的自主权吗?” 我立刻点头。 于是,他果断停掉特效止痛剂,改为普通止痛点滴,并解释强效止痛药正是让我昏昏欲睡的原因。接着,他把重点放回那条“问题吊带”上——原来,很多术后疼痛,并不是伤口本身,而是固定装置不到位造成的。 接下来,是一堂现场教学课。 医生一一解说吊带的结构、肩带与腰带的作用,还亲自示范如何调整,同时把我的手臂与手肘重新归位。那一刻,我几乎想为他鼓掌——酸痛竟然瞬间消失了。 这一调整,堪称神操作。 躺下就疼定律 当天下来,停了特效止痛药,我的精神回来了,胃口也回来了,吃什么都香。更重要的是,我可以自行如厕、简单洗漱,重新找回一点“自己还行”的感觉。 夜晚来临,却又是一场新考验。 一躺下,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背后被肩带勒着,手肘像悬在半空,颈项酸痛,胸口被支撑枕压得闷闷的,连呼吸都显得费力。我翻来覆去,坐起又躺下,毫无睡意。 老伴看不下去,提议调整病床角度。于是上半夜,他忙着调床头,我忙着否定所有姿势。 担心他累坏,我只好安慰他说,也许我真的累了,自然就能睡着。为了转移注意力,我顺手抓起吊带附带的锻炼球,一次又一次地捏紧、放松。没想到,在这种机械重复中,我竟真的慢慢睡着了。 术后第二天清晨,护士照例进来检查。我和老公醒来,还互相安慰说至少睡了4个小时。 医生说过,有问题一定要问清楚。于是他再度出现时,我立刻追问:为什么站着、坐着都不痛,一躺下却疼得要命? 他再次检查吊带,确认没有大问题,却郑重补充了一句我至今难忘的话——装置吊带,除了技术要点,最重要的是病患的感觉。不舒服,就继续调;肩带、腰带都要调到满意为止。躺下时,也可以在手肘下垫个小枕头。 这番话,简直让我重获新生。 接下来的住院日子里,我不断尝试、调整,终于摸索出属于自己的“无痛姿势”。肩膀安分了,夜里也能睡了。 术后第四天,我出院了。回家的感觉真好。 这条护肩吊带,还会继续陪我走完6周的康复旅程。希望在这段日子里,我和它能够相安无事,各司其职。 毕竟,它的使命,是让我早日不再需要它。
5月前
8月前
11月前
1年前
1854年,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1823——1913)第一次来到本地,兴奋地开始了他收集甲虫、蝴蝶、鸟类等并制成标本的旅程。随后续程在马来群岛考察8年,见识各地的地貌、种族、民俗,记录了超过12万种的热带生物。他在《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里,对热带草木有一个小总结:“热带植物发展到极致,典型特征是优美多变的叶,而非鲜艳的花。”“赤道地带的森林或疏林草原,都披着清一色的绿衣。你旅行数小时,甚至数天,始终逃不开一成不变的绿。各处花朵难得一见,只能偶尔惊艳。”这与我在雨林里的见闻相吻合。除了在大河边的平野,看见过开满枝丫的橙黄色的无忧花;另有一些姜科植物会在湿地盛开艳丽的肉质的花朵;还有一种叫做狭瓣暗罗的小乔木,从铁灰色的挺直的树干,冒出一簇簇殷红绚烂的花朵,仿佛一株着火的树——这是雨林里特有的“老茎生花”。其他开花的植物并不常见。 如今,各种花卉从世界各地被引进,姹紫嫣红,争妍斗丽,极致地美化我们生活环境。但,黑色的花朵仍是十分稀罕。 在雨林深处,阳光稀薄的林荫下,溪涧旁,却长着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受花神眷顾,不只能开花,开的还是少见的黑色花! 作为薯蓣科蒟蒻薯属的草本,学名Tacca chantrieri的箭根薯,有着粗壮,近圆柱形的根状茎。叶片长椭圆形,宽7-14厘米,长20-50厘米,尾端尖。黛绿色的叶面光滑,脉纹分明。叶面光滑,叶尾尖,在低海拔阴湿的环境下,有利于排除多余水分,保持植株干爽。在东南亚热带地区以及中国的广东、云南、广西一带不少见到它的踪影。 它最吸人眼球的,是被一支细长的花柄支起来,造型奇特的紫黑色花朵。最外侧是薄片状,被人们误以为是花瓣,却是一个花序的花苞,4片分上下两组,两片比较大,绽开如蝙蝠展翅。从中间吐出十几根柔软的,由小苞片演化而成的,猫咪胡须似的细长丝状物。而真正的花瓣呈伞形,像小豆子或像小铃铛聚集在中央。每朵花分别有6个花瓣,每个花瓣当中包含颗粒状的雄蕊和雌蕊。除了那十几根细丝呈淡青或浅紫,整朵花就像披着一袭紫褐色的黑袍。 神奇的消肿功效 她怪异的形态也颠覆了一般花卉的娇俏秀气,取外形肖似被称做蝙蝠花、老虎须、招财猫……甚至魔鬼花。 而我们叫它却简单,实际多了:水田七。因为生长在溪水边,并具有中药材田七止血散瘀、消肿止痛的功效。 那是一次工作小组出发,野营驻扎下来,分配同志去找木柴,生火煮炊食,烘衣服。刚巧有一株直径八九吋的直立的枯木,动手便锯。欲断不断之际,有人起脚猛踹,离地两三呎的枯树干往下直坠,正正击中站立旁边的一位女同志的脚盘!她顿时抱腿跌坐地上,脚板霎时淤黑浮肿,鞋子再怎么也穿不进,更是寸步难行。当时出门在外,携带药物有限,医务员根据经验,务必先消肿散淤,才能做后续处理。这时,有同志说起一个匪夷所思的听闻,一位女同志在捡野果时,受到野象攻击,被它的长鼻子卷起,放下,再卷起放下共3次。然后调皮的野象施施然离去,那位女同志虽保全性命,却全身浮肿瘫在地上,动弹不得。当时即是依靠水田七——而且仅需单方——消肿。于是我们赶紧下水沟底挖取了水田七的根状茎,剁碎了用它的大叶子包裹,在灰烬里煨热,直接包敷在伤处。第二天一早,伤者瘀肿尽消,脚盘上爬满深深的皱痕。 箭根薯的资料也有介绍,作为集观赏和药用于一体的珍希植物,它的根状茎确有清热解毒、消炎止痛的功效。奇怪的是,却都没有提到它更神奇的消肿作用。 每当我在树林里的小涧旁,总会下意识地搜寻它的踪迹。在植物园里流连,在走道旁,花圃里看见它——长得茂盛苍郁的成片的箭根薯,水田七,它那些高高挺起在绿叶上,宛如展翅欲飞的黑色花朵,那段浓荫覆盖下的日子,各种艰辛,各类离奇,不期然就浮现脑际。如若有朋友同行,更不忘述说那次亲历,介绍它神奇的消肿功效,说不定什么时候能用上。
1年前
  自2014年《世界卫生大会第67.19号决议》通过以来,已有10年时间。这项决议强调,各国政府应将姑息治疗纳入国家卫生系统,改善止痛药和姑息治疗服务的可及性,并确保患有严重疾病的人们能够获得必要的照护与支持。 8年前,《柳叶刀》姑息治疗与疼痛缓解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了全球范围内的“可及性鸿沟”——姑息治疗和疼痛管理的需求与实际可用服务之间的巨大差距,尤其在中低收入国家(LMICs)最为明显。 截至2022年,全球80.2%的人口(主要位于中低收入国家)只能获得全球姑息治疗用吗啡总量的13.9%。97%以上需要姑息治疗的0至19岁儿童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这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是如何形成的? 要理解这种可及性鸿沟,我们必须回溯到几百年前,即传统用于医疗的物质因殖民主义而被商品化的时代。 在殖民化之前,东南亚地区早已有鸦片的使用史,但它从未成为一种贸易商品,直到欧洲人将其作为礼物赠送并逐步扩大市场需求。荷兰商人最早将鸦片用于贸易,甚至作为货币使用。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前,爪哇和马来语区甚至没有关于鸦片的词汇,这说明当时流通的鸦片极为有限。 当欧洲商人将鸦片带入这一地区时,许多本地统治者试图阻止其流入。然而,从1640年起,荷兰开始从印度大量采购鸦片,仅40年间,荷兰就在印尼爪哇和马都拉岛的鸦片市场扩大了17倍。 鸦片如何成为帝国的燃料? 随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变成了一种政治经济货币和国家政策工具,使其成为推动帝国扩张的关键商品。这一历史转折点不仅改变了东南亚地区的权力格局,也彻底改变了当地人对这种物质的认知。此时,“毒品”一词正式进入词汇体系。 英国逐步在马来西亚部分地区引入鸦片种植,并将其作为税收来源。鸦片的生产、分销和销售完全由英国殖民政府控制,所得利润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军事开支和殖民地行政管理。 鸦片的广泛种植和消费对社会和文化造成了重大影响。大量被带入马来西亚从事锡矿和橡胶种植园劳工的华人,成为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英国殖民政府甚至建立了官方鸦片馆,导致鸦片成瘾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战争、禁毒运动与“过度管制” 如同许多殖民地,在殖民者撤离后,受害国家才能开始采取措施,应对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然而,“禁毒战争” 的政治话语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波严格的毒品管制浪潮,许多国家因此制定了极其严苛的法律,以防止药物滥用。 这些法律却无意间成为阻碍止痛药获取的重要障碍。例如,在印度,《1985年麻醉药品与精神药物法》因其繁琐、模糊且严格的规定,以及对任何行政失误的过度惩罚,成为姑息治疗和疼痛管理的一大障碍。民间社会经过长达19年的不懈努力,才得以推动其修改。 过度管制如何影响止痛药获取? 在“后殖民时代”制定的国际禁毒条约中,包括吗啡和芬太尼在内的阿片类药物被列为受控物质。尽管这些条约的初衷是防止滥用和非法贩运,但严格的监管要求使得中低收入国家的医疗体系难以获取、开具和使用这些药物进行合法的医疗用途,如癌症患者的疼痛管理、严重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呼吸困难缓解,以及慢性病患者的症状控制。 “平衡原则”的失衡 1961年《单一公约》规定,所有缔约国都必须遵守“平衡原则”,即:防止受控物质被非医疗用途滥用,确保这些受控物质能充分用于医疗和科学目的。 然而,尽管国际条约提供了药物管控的框架,各国如何平衡管控与获取的责任仍在各国政府自身。正如前文所述,许多国家往往倾向于严格限制药物获取,而非保障医疗用途的供应。医疗体系对受控药物管理的培训和资源不足,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困境。 一项2023年由Kweh等人发表的研究显示,在马来西亚,即使是用于癌痛管理的阿片类药物,医务人员的知识仍然存在不一致性,并且普遍存在消极看法。 正如凯瑟琳·佩图斯(Katherine Pettus)在其论文《结构性帝国主义与亚洲地区未被治疗的疼痛流行病》中所指出,“21世纪的疼痛地图,与16至20世纪的殖民地图几乎完全重叠。” 解决方案:推动合理的药品供应链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健康定义为不仅是疾病的缺席,还包括身心的幸福感。一个无法缓解痛苦的世界,又如何谈健康、尊严、和平与福祉? 事实上,许多国家无法随意提高受控药物的进口量。因此,建立低成本药物生产体系,并在中低收入国家发展有效的供应链,是克服阿片类药物获取障碍的关键。国际监管机构(如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必须确保这些药物的供应链能够满足癌症患者和其他需要姑息治疗患者的需求。 如果我们要真正实现“平衡原则”,那么全球政策制定者必须确保,在遏制药物滥用的同时,也给予等同的重视来减少不必要的痛苦。控制与可及性应当被赋予同等的权重——这既是责任,也是道义。 —– 作者介紹:本文作者斯米蒂拉娜医生(Smriti Rana)是世界卫生组织(WHO)设在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的“疼痛缓解培训与政策合作中心”负责人,该中心是Pallium India 的旗舰服务项目。她在缓和医疗领域拥有超过20年的经验,并与这项工作有着深厚的个人联系。 在Pallium India,斯米蒂负责战略项目与合作伙伴关系部门,致力于将缓和医疗融入印度的医疗体系,重点关注提升安全、充足的疼痛缓解措施,并在整个护理过程中为患者提供支持。她积极推动政策改革、患者赋权、死亡教育以及医疗体系的去殖民。 此外,她还是国际安宁疗护与缓和医疗协会(IAHPC)的印度倡导联络人、国际药物政策联盟(IDPC)主席,并担任印度预立医疗照护规划工作组成员。 kc50402j10.jpg 斯米蒂拉娜医生
1年前
1年前
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