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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馨元

“诗是宇宙间最令人执著,最值得我们以全部的意志去投入,追求,创造的艺术。”——杨牧《一首诗的完成》 诗人,我在台北的二手书店偶遇你的《叶珊散文集》,让我想起大二下的那个午后,敲门进入惠思老师的房间。刚沉迷写诗不久的我,倒已经可以坚定地对她说我想做现代诗作为毕业论文了。那时根本不晓得现代诗谱系,被老师问具体问题时支支吾吾只说得出对台湾诗感兴趣,但老师还是很肯定地说就跟着她写论文就对了。她甩给我一张书单,一群诗人的名字,写在她自己写的一首诗的背面。书单里就有《一首诗的完成》、《传统与个人才能》、《新诗二十家》,还有些我忘了,只记得她告诉我说,可以先读《一首诗的完成》,因为《传统与个人才能》太难了。 那时我得了几个大专文学奖,自以为晓得了一些诗的奥秘,气焰旺,不顾老师建议去读《传统与个人才能》。结果我被艾略特狠狠打败。客观对应物,个人化,非个人化,金丝线,这个传统,那个传统,历史的意识,永久的意识。不明觉厉。读完一整篇之后只抓住了诗人是避免不了受传统影响的。而我到底是个人吗?一开始写诗什么也不知道。连写的是不是诗也不知道。青年的心总有苦闷。我沉溺苦闷。快溺死时的跑马灯成为我一开始的写作。我什么也不明白,把抽象的痛苦在脑里具体地演练,然后写出来,也不知为何地分行,就出现了似诗非诗的东西。我根本不去想那是什么,只想写这一切苦闷令我清爽。直至后来学姐问我要不要一起办诗社,就说好啊,然后似懂非懂地开始了写诗,原来我写的东西真能成为诗。 每周的读诗会我们各自带诗来读,或自写或读他人作品。第一次聚会最后是围在一张不知为何被摆放在文学院走廊上的桌子进行的,因为文广被关掉了。那天好像微微飘雨,旁边是小水沟,潺潺流水声倒有些诗意。一位老师路过我们,问我们为何还在这里,我们异口同声地说聊天。那时还不会大剌剌地说在诗社聚会,一切都是地下的,秘密的,我们小心翼翼地谈诗,好像被人知晓了以后诗的种子就不会开花一样。 这样的聚会使我认真起来,想填充阅读量。大众书局的书展正好在办,我就去逛逛,想要买本诗集来读。那时候真的什么也不懂,马来西亚有什么诗人我也不知道,我读的都是五四诗人。啊,还有余光中。在书展左看右看,最后买下了梁馨元的《我吞下一颗滚烫的黑曜石》。回去细读的时候不断打开我的视界,写的真是好,原来诗可以这样写!默默地看,默默地学,感受那种幽微书写中的情感与欲望。我很庆幸那时买的是这本,带我脱离了现代文学的那种陈旧。也就这样,后来我得了一个大专文学奖。应该是这样没错。 靠着一点感伤,一点感受,一点点阅读与音乐,我完成了一些作品。如今再看它们是稚嫩的,是粗糙的,有漏洞的,但我总觉得,当我认定它已完成的时候,那就不再改了吧。我现在就已憧憬老时因听到少作而面红的感觉。原来那时的我是带着这样的眼睛来看世界的啊。实际上也不必到老,只是两年后的现在,我就有这种感觉。那些少作就沉落在电脑C盘的深处,若不往下滑是看不见的。那是少年的我留下的礼物。而我还在一直积累。 转而去读《一首诗的完成》,我在马大东亚图书馆里很偏僻的书架一角找到了它。你的温柔语调与艾略特论文的理性冷冽截然不同。仿佛这18封书简是为我写的,不知道在你写就之后有多少青年诗人同我有一样的想法。我的诗不再流浪了。你缓缓地为我开了一条路。那时候我不管去到哪儿都捧着书。在家里,在巴士站,在嘈杂的学校食堂。我迫切地渴望得到你的下一封回信。喜欢阳光倾斜停在书上你温暖文字的时候,感觉那也是首诗。 诗人,你就这样安静地把一些秘密告诉我了。后来我还在读,试图去完成一首诗。但我好像渐渐没有力气了。我曾在某个早晨追着蝴蝶跑如一个痴儿,它平衡的白色双翼摆动令我着迷,我以为那也是一首诗。但是,我无法完成它。我无法变成蝴蝶,无法用它的复眼看千百个世界。面对一首诗无法完成之苦,令我难过好久。 时间并不等人先行,我的心灵逐渐地空了。我在最痴迷诗的时候狠狠地拔自己的羽毛,追踪新闻,感时忧国。一边感受一边害怕强说愁,还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把自己的灵魂抽出来,让形体融化。但我好像渐渐地不行了。 我离完成越来越远。 你不觉得吊诡吗?我们越靠近完成,就越远离它。在我们书写以前,诗是抽象地完整着存在着,而我们书写之后,诗是残缺的貌似永不能被完成的。我们的文辞若有一点松懈,诗意就渐渐消散于宇宙间了。诗人,我究竟该怎么完成一首诗啊?一首诗。 一个已逐渐空荡的心灵,还有值得展现的本质吗? 所有的日子与苦难好像都一样,我仍一如既往那样无知。即使写完了毕业论文,我还是不晓得诗到底是什么,只有些模棱两可的答案;即使我还在写诗,我愈不晓得它究竟是否完成。我在《痖弦诗集》中度过了一整个年头,有些诗已经会背了。但我仍不得诗学之奥秘。诗人,我这样也算是青年诗人吗?我会不会在明天早晨毅然决然地停笔呢? 痖弦说过,尝过诗甜美滋味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但他自己一停笔就停了一生之久。有人访谈问及停笔之事,他也只是笑说写不出来了。那样的坦然,我或许该学习。但我还是一个青年,即使剩下空壳也不想轻易放弃,我还在图书馆里牙牙学语,有时一不小心发出声音会捂住嘴巴用意念说不好意思,然后继续埋头苦读,寻找某种属于自己的语言。不过我想以上全是我自己的问题,失去了某种程度的敏锐。写得多了倒开始怀疑起“完成”的真实。 然而,诗是真实,无诗也是真实。如你说的一样。但是,我实在陷入了一段过于安逸的日子。无所感,无所求,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走在路上感觉虚浮,这种感受或也是美的,也是真实。我常在路上摸着下巴思考一些事情,最近想着的是人为什么有欲望,为什么不能完全抹除,我们为什么有爱,为什么重视爱大于很多事,明明爱可能并没那么重要。一个青年的爱是热烈而小的,像一根小小火烛,只是我们将自己关在小黑屋里,以为那就是一切的温度与光亮。我这么想着,一边搭着公车捷运,走在人行道,看着每个路人都虚假得很真实,他们在我看不到的地方有自己的生活,这一普遍真理却令我时时惊惶。这个世界竟是那么完整。 对了,诗人,你知道这个年代的语言是什么样子吗?若你要我告诉你的话,我只能说也不晓得了。我尚且还找不到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声音。很多人的语言都被时代的云揉碎了,像一堆被踩死的蜉蝣,谁说得出那片尸体里有多少只?虽然这也未尝不好,但我常常为此困惑。 或许我不该为这些事情焦虑太久,而该好好生活一阵子,像歌德那样有很多的爱好。诗其实一开始就不是绝对,而只是你我都选择了诗作为追求永恒的道路,作为一个突出的特质。追求实在是一件太累人的事,匆匆人生里真的没有太多心力,去捕捉每一瞬的诗之来去。我应该好好吃早餐,好好在没有下雨的日子散步,好好观察路边一只睡着的野猫的肚皮起伏。这些都是美,都是真实啊。有些事情不该积累在C盘而已,而该在我那没有回声的心底。 我曾在清晨凝视一只迷离的白蝶 它在灌木丛上盘旋好久 那里没有一朵花,没有一滴蜜 只是绿叶,同其他绿化带无异 眷顾是毋须刻意安排的工作 对话也是,观察也是 在自然里所有事物共享 同份虚无与真实 白蝶翅膀扇出雾气在清晨 弥漫,我们不用太讶异。 所有事物都会变得很靠近 我们的眼会重新创造。 诗人,日子过了很久,收到你的来信这事,依旧令我感到喜悦,坚强。 相关文章: 汤仲伟/我的家在旷野 汤仲伟/爱——硬币自由落体 汤仲伟/难凝
5月前
最后一次去电台上班后不久,P牌媒体集团便像连根拔起般,彻底搬离那个接通世界酒店(OneWorld)以及万达超大型商场(1 Utama)的土地。原址早已斑驳,前后三十余年,在它熄灯之前也曾光辉。 光辉舞台,这是老录影棚的名字。黑色字母符咒一般,一颗一颗并列贴在银色建筑的额头上——Sri Pentas——再往上仰,便是国旗与州旗无意识在风中飘荡。再高一点,是电视台密密麻麻的黑色玻璃;再高——是对面办公大楼擦得明亮的落地窗;再高,高到毫无退路的时候,就是那永远都像快坍塌下来,壮烈而寡断的蓝天。 这是我等待时的光景。有将近两年时间,我在电台兼职播报新闻。面试那会,贵气的印裔女主管问:Are you a morning person?我近似虚张声势、却又答非所问那样地答:可以。是和可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带种天生的信誓旦旦;“可以”则是尽可能地满足要求。我是或不是都不用紧,最重要的是你得知道:我愿意为了你而改变。难道不像情人间广告语般的誓言?面试,永远有一种奔赴目的而奋不顾身的浪漫。于是后来的夜晚都夭折,我剖腹一般划开凌晨光滑的肚子,发育不健全的睡梦被流走了。我们一起流去早晨5点的高速公路,路很常无端封锁,修缮工人比我们都起得更早;而那些擦肩的车影,都毫无保留地超速。正是这种时刻,夜归和早出仿佛没有什么不一样。 只是都还来不及看到阳光。录音室是个厚实的鱼缸,整座电台则像个阴阴郁郁的水族馆。水压盖顶,轰隆轰隆。监狱般的一扇门连接一扇门,里面有尽头吗?但阳光总在我们抵达不了的远处。泡在久未更换的鱼缸水里编辑早点新闻,时间总像赤焰鬼火在背后追赶。编辑、录音、剪接……最好每粒音都如珍珠般完美无暇,且断句与气息都落在正确的位置。念错重来,但重来可几回? 不知何时起,我似乎着迷于那样的追索,安于做一条牛马,有人鞭也就可以不需理由地狂奔。双目锐利、专注、别无他想。数小时浸泡在失温的水中,忍不住了就到外头晒太阳。一如往常,我就坐在正门口的花圃前,双手握住一杯热美式取暖,仰头看——看有什么会像馅饼一样砸中头颅。就是太阳晒到身上那一下,我才像一碗从冰箱取出的隔夜结膜羹汤,加热30秒,微波震荡旋转,叮——真正醒了过来。 于我,不管来多少次,P台总有一种特别科幻、独留于现世之外的疏离感。尤其是我晒太阳的圆形花圃中央,理应比我还更早来到——一面如遮阳帆布般的白色圆盘斜立,四周牢固在几根黑色金属支架上。仿佛外星人跌落人间的飞盘,没人敢接,也就兀自在原地自问自答。 成群结队的天线、来势汹汹的相机、追赶不及的时间……还有四面八方,仿佛多年在空气中淤积不散的烟味。烟味时而是孤独的,时而是成双成对的。那些抽烟的人,多数都与我一样;抖落的烟灰,一如细碎,把握不住的商品化时间。初生于世,从来没有什么属于我们,唯独那明晃晃的时间。于是我们将其贩卖,换来了一点钱,并以为多少能买回一些称之为生活之类的东西。但实际上,那些买回来的时间都服务于消费;且卖去的光阴里,我们只能不断劳役或等待——心甘情愿,且不能有任何怨言地等。于是在动弹不得的等待中,有人就成群结队地在屋檐下抽起了烟。 那些焦灼的分秒,我最多只是喝咖啡。在电台兼职播报新闻的那段时日,多少有种圆梦的意味。因而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之余,我贪婪地去上了早班,也报了周末两天的班点。彼时,我想要的比起我能要的,永远都更为臃肿。再说,追逐梦想好像总得轰轰烈烈,好像非得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才能用那面目示人——你看,我真的尽力了哦!很多时候,我并不晓得尽力的意味。是咬起来像一块筋道的牛肉?还是一块面包烘烤成型前的面团?它一定难以入口,或味如整人游戏里混杂芥末、酱油、甜醋、辣酱、奶茶,那杯耐人寻味的神奇饮品。 有那么一些无法命名的岁月里,工作成了至高无上的信仰。因为相信它即是最大的那部分——于是当我没有拿到那粒肯定的糖果,便觉得自己是个一无是处的东西。东西,等着被人用红色马克笔在额头上划勾勾。我像个巫师那样,唤起了生活的云雨;时间如冰雹,而我亲手把它们置于火上烤。我就是献祭台上的那只羔羊,目盲而耳背,相信了用工作麻痹所有过于贲张的感官,相信了睡不着觉只是因为还不够用力劳动的说法。无事可做之时,心头发麻,寂寞得慌。于是心里的洞越深,我便继续往里头种下结不出果的树。没有什么东西结出了果。 一个工作地点往另一个地点,还得是开车。早班结束后,人家的上班时间才刚开始;车龙成形,而我游入其中,又准备到下一张办公桌去。冗长的高速公路上,我总无意窥见,车窗背后皆是如出一辙的面貌——梳妆整齐,如整装待发的士兵;唯独那面容却索然无味,似一块块扁平的无糖麦片饼干,干瘪而无趣。我常觉得,一个人开车在路上塞着,恍如被囚在那窄仄而私密,兼默许被窥探的鱼缸录音间里——在还没抵达目的地之前,你哪都不能去。你能听歌、听Podcast、和自己说话。你还只能握着方向盘不明所以地泪流满面。你要自己擦干鼻涕和眼泪,纸巾不够的时候只能狼狈地往衣服抹。时而涓流,时而飞瀑,它们坠落裤面就开起了花。而草木皆兵,明明没有什么东西困住你,但整片明朗的天空好像压在你身上的鬼。鱼缸里的水涌上心头,没过颅顶。你要自己想办法从那些封闭的玻璃里逃出去。 城市里的高楼,尤其是接连老P台的数幢商业大楼,触目可及都是窗户。窗户便是不经修饰的玻璃——有些反射了阳光,有些并不。人流往复,多数身体困在西装里。困着的人要自己找出口。摸黑、撞壁那样地找。就像救护车出现在P台底楼停车场的那天,众人围观;我正坐在花圃晒太阳,耳闻警报声铺天盖地。外籍警卫比手画脚地说,隔壁楼的日本员工突然头脑坏掉那样,不停地,不停地用自己的头撞向玻璃。他说着,自己的头也忍不住示意冲撞。大楼的水压奔涌而出,万达站MRT列车刚好从头上经过。四面八方的轰隆轰隆。 但不消一会,围观的人群也被驱散。彼时正值上班时间,人们回到自己的工位,继续完成每日早已制定好的待办事项。我刚处理好早晨7点的第一段新闻,顺利播出,也就安逸于一段短暂的心无挂碍。 每当我坐在圆形花圃晒太阳,把头往上仰的时候,我总怕有忍无可忍的人就那样毫无声息地跃下。那一阵子,坠楼的新闻铺天盖地;我耳边时不时回荡起救护车临近的鸣笛声,收拾残局一样,灾难现场很快地又回归原状。彻头彻尾的封锁、洗刷、上漆,粉饰的不正是太平?仿佛,灾难是注定要被遗忘的,因为剩下来的人要准备过新日子。留在里边的人呢?便也像是住进了自己的玻璃。 录音室、鱼缸、车厢、办公大楼、购物广场、公寓、学校、家——有得命名的,或无从命名的。我们每日就若无其事地穿梭其中,看见与自己一样面目模糊的人,彼此擦肩而过。两边肩膀,一边炽热,一边冷漠。 下一次再回到P台鱼缸里,也没听谁提起过那个头撞玻璃的日本男子的死活,也许过个两三年,又将成为都市一则猎奇轶事。无从考究的事情,才能轻松且毫无负担地高谈阔论。只是偶尔经过如今荒废的P台鬼楼,渺无人烟,夜晚尚有几盏没被带走的灯火。我忍不住会想,那天被撞破的,究竟是那日本男子的头颅,或是玻璃呢? 相关文章: 梁馨元/山鬼 【我的那本书】梁馨元/浑噩的风景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梁馨元/愉悦的阿蒙  
5月前
6月前
【特别策划】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X 副刊文艺版 ——携手共创文学新页 辛波丝卡在《文学通讯》栏目当编辑时,常会给投稿来的年轻作者回信。信都不长,有些像随口一吐的毒舌,将那些雄心壮志劝退。给自己的栏目倒米,她倒是做得淋漓尽致。读着,我却颇为有感——先是发现自己也老大不小,时常落入需要给更年轻一代意见的窘迫之中,因而学她读,学她评;后则把自己当成那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用她的话来审视自己一番。 诗集《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出版至今已两年,跟着陈凯宇《深夜拾荒手记》一起——两本深色费墨的排版,两个既阴暗又阳光的个体。两年,不至于久远风化,但有些事情多少已尘埃落定。 《黑曜石》只有一篇几百字的潦草后记。想来,第一本书应该有许多东西想说才是,但把该放的诗稿放进去后,版也排好,一切就变得后继无力。《辛波丝卡谈写作》其中一条就说道:“节制一些,会让你看起来更可信。”眼一眨,霎时红毛丹砸中头颅般——对啊,《黑曜石》里许多诗都像坐在秋千上写。蹬一脚,往高处荡啊荡;手一放又坠回了原点。毫无节制地在青春里晃荡,放任自己踟蹰于险谷;在那些赤焰恶蔓中脱身已然花费多数心神,哪还有力气写什么后记? 人都是自己把自己浪费掉的。具体都是怎样虚耗的呢?〈羞怯于开门,此刻,彼时〉独自一人在岛国酒店带有大浴缸的套房,厕所没有墙而只有玻璃。我躺在浴缸中,热水与水蒸气几近吞食因而麻痹窒息挣扎甚至相信了彼时只有这样才会好过一点;〈右二厕间天花板上的一块水渍〉坐在关闭的马桶盖上像个大卫一样沉思,关起来最好由始至终都不会有人发现然后一天就这样过去;〈时分〉毫无规律的生活写不了任何日记而第一次成功记录下来的时间与分秒都是悲伤到以为再也回不来的战壕……那些属于青春的,诚挚的痛苦,没有什么比她更优雅地让人甘愿引火自焚。 要说遗憾的话,应当就属种种的不够节制了。而人总会变,变好或变坏倒是说不准的。只是所有文明,都会伴随某种程度的缺憾——那是人变理性而更能从欲望之中克制,是从邋遢不堪到懂得清洁体面装扮,是懂得了世俗与体谅,是用科学抑制了悲伤,用药物打败了疼痛,是理论最终大于一切直觉…… 而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书里的诗多数都是非写不可。当然,第一本书总是畸形难堪,却多少印证了自己生来就是那个样子,一种书写中难逃显现的原型。往后,会有不同的经历磨蚀你,像浪将渣碎石冲刷得光滑无害——一成不变与一直在变也自带利弊,唯在求好中改变,回过头来也就还能给自己一些安慰。 吞了石头,怎么都该吐些火焰。 相关文章: 【我的那本书】李忆莙/没有然后的《遗梦之北》 【我的那本書】潘碧華/依舊怕見老師 【我的那本书】郑羽伦/时间磨损得好漂亮
7月前
(编按:马华第一本有声诗刊《口口》近日推出第三期,主题为“翻墙——默迪卡!翻译马华”。这期以“翻译”为轴心,从文字跨到声音,从华语跨向马来语与英语,尝试让诗歌突破语言藩篱,被更多读者与听众听见。诗刊编辑团队以“翻墙”为姿态与实践,相信诗能穿越界限,在陌生耳朵里发芽,让被忽视的声音重新流动,延续马华诗歌的深层生命力。) 口口诗刊第三期的顺利出刊著实让大家松了一口大气。 出刊前编辑团队各个神经紧绷,手忙脚乱,各守其职,校对的校对,更新官网的更新官网,想文案的想文案,还有想到的没想到的,四人无牌小作坊一手包办。就像是这期从决定主题为“翻译”到定名“翻墙——默迪卡!翻译马华”是编辑团队各成员几经商定的——而这过程像发酵,也像难产,回首一瞥,竟也历经两年。计划做“中/英”与“巫/中”的翻译企划后,我们也把选诗方向定在“家/国”。我们同时也把“翻译”的核心意象定为“翻墙”。然而“翻墙”定下后,我们的概念文案在各自抵抗生活的负重与贪恋日常的沉沦之间几度流散,在我(田靖)这里彻底成为死局,倒是在凯宇手中翻出新篇,总算让几行字漂浮在聊天框中。大抵是那么写的——“马华的诗歌,是井里的蛙:四肢瘦削、皮薄有毒,自闭且寡声。……为此,需要来自外面的一场人造雨,出处不明的地下水也可以,让诗翻越高筑的砖墙——原来这是一片因深藏而繁茂的绿洲,这里并不枯瘪,也不只有空虚的回声。这是诗的变体,是翻译的可能。”透过井底蛙的意象引出翻墙/翻译的迫切——我们无一人反对。当然,拍手叫好这事换上了新装,我们都给这个绝妙的初稿点了“爱心”。 一年后,聊天室兵荒马乱,死线的野火烧不尽。我们真的需要文案了。也许真的要在人们的视野暴晒了,我们才意识到“井底蛙”会不会有一丝不妥。会不会有一种贬低马华诗歌的感觉?——怂包的我们想著,要不换个动物?毕竟诗人往往都是玻璃做的,需轻拿轻放。鲤鱼(跃龙门)?鳄鱼?但我们当初选择“蛙”,是看重它的两栖性——与“翻译”契合。那么,如果“井底蛙”太容易让人联想到负面含义,要不换个名——蟾蜍?田鸡?还是佩佩蛙?夭寿唷,好难!但转念一想,写诗读诗追求的思考行经应该是打破固有僵化的既定框架,看到别人所没有留意到的——“如果你真的是诗人,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贬低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凯宇说。这是真正的“翻墙”,翻“越/阅”那高高的围墙、矮矮的藩篱,有形的南墙或是心底那无形的堤梁。 做翻译特辑的初衷,正是为了跨越语言的栏杆。如果是只青蛙,我们想做只会跨栏的青蛙——或许,这本就已经是我们身处的生态。在文学载体上,从文字跨到声音;在语言的转码上,从标准华语跨巴刹华语;从华语跨英语;从马来语跨华语。跨越“栏”意味著跨越“界”——一个将自己困住,也让外人进不来的线。近年来,马华文学逐渐透过翻译成马来语、淡米尔语、日语、法语,乃至于受众更广的英语,而译介到不同族裔及各地不同语系的社群之中。然而,这些翻译工程主要集中于小说,诗作为马华文学另一种重要的文体并没有很好的推广,这导致通过译本认识马华文学的读者对于马华文学的认识,是相当局限的。另一方面,从中国/华语语系诗歌英译的角度而言,马华诗歌的能见度也几乎为零。一来,这样反常的现象让人诧异——毕竟华语语系马来西亚文学业已“席卷”北美近二十年,哪怕从事中国或港台文学的师生如今也能串场大聊小谈几句黄锦树、李永平、张贵兴“三位一体”到最近大热的黎紫书与贺淑芳,没读过马华文学都颇显得不入流。二去,这样的现象又合理得不得了——毕竟那只是学术社交场合上某种时髦的谈资,到了夜深人静,中国文学抑或名曰“台湾”的另一个“中国”/“华语语系”文学往往才是码字苦恼的研究对象。 另外,想来诗歌研究向来是冷学的缘故,中国/华语语系诗歌译介或研究上呈现了与小说研究不一样的时间性。与中国(大陆)小说和台湾小说关注程度几乎势均力敌的情况不同,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关注依然是主流,而近些年处于“边缘”的台湾与香港诗歌才逐渐受到更多重视。因此吊诡的是,每每提及华语语系诗歌,处于“边缘中的边缘”的马华诗歌成为了是失“语/文”的“包括在(华语语系)外”。 说远了,我们也不想忽视“附近”。一不留神,诗歌的精神总是容易走远——停在树梢、缥缈到外太空去。那如果回到眼皮子底下,我们有什么?像是砂拉越诗人Clariessa Kesulai那首《国土的故事》(原题:Cerita Pertiwi)——Pertiwi一字源于古爪哇语里头的Prithvi,常常就意味著祖国。但回到更早的意思,它还寓意著大地之母。于是怀抱著恋母的天性,我们会自土地寻找母性,往诗歌的幽谧境地追索母神。本期收录的十首诗,都趋近于一种现实书写,是飘到远处的精神有意识地回到这片“人诗意地栖居”的大地之上。如果诗人总被以为活在自己世界里,那“翻墙”翻的从不是一个形而下的大坝,而是打破自己的围城,去看看一个满是人的世界。 然而,形形色色的人与人之间,首先就被语言堵住了,谁也不敢贸贸然靠近。诗的神迹,得以超越语言吗?这首先是一个疑问。但在口口诗刊早前办的几场线下Open Mic活动,好些马来青年写作者却给了我们答案。台上,多是他们听不懂的华语;台下他们聚精会神的目光却持续炯炯——使得我们开始省思,无论那是所需 / 所须的,有多久没有尝试踏多一步出去了?如果“跨”是太大一步,踏也至少往前。于是在诗人Abdullah Hussaini的搭桥之下,我们组了五首马来当代重要诗人,当中包括Zurinah Hassan、Zaen Kasturi及林天英等人的诗歌将之译成中文。这一步,不仅仅是让中文读者看见马来诗歌的书写样貌,也能把马华诗歌的英译版本带到马来读者群面前。“原来,在不同的疆域里,有人是这样写作的”——所谓交流,似乎即是达到“交换与流动”的目的。 第三期的出刊,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口气——一口终于能呼出的气,也是一口要再吸进去、继续走下去的气。我们把‘翻墙’视为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实践:它意味著把诗歌从井口拉出来,把声音投向更远的地方,让诗在不同的语言里流转,在陌生的耳朵里发芽。 而要流进耳朵,还得要是声音。说的是粒粒分明的念诵,是背景配乐,也是诗自带的音律。是断句,是气息;是尖锐的音效,也是沈重的留白。有多年剧场背景的艾立森,这两年更汲取了台湾北艺大艺跨所的养分——诗刊作为一个空间,而她用声音建构世界;这里,即是一座渺无人烟却又轰轰烈烈的剧场。这一期,我们尝试找了本地独立创作歌手婆罗洲之子李哲林协作,依稀记得他在演出中提过,自己对诗的喜爱不亚于音乐。而无论音乐、文字、肢体,所有创作即是一张嘴巴;在我们的喉咙失效之时,作品小心翼翼、诚诚恳恳地说话。由此,诗刊又像一块布——我们以诗为线,人为针,绣出意想不到的纹样。 或许这条路依然颠簸,也未必能立刻改变马华诗歌的能见度;也许我们依然渺小,手里的火把时常快要熄灭,但我们相信这样的翻译与传播,能让更多读者在跨越语言与疆界之际,看见诗里的细微、顽强与丰盈,而每一道被传递、被接住的声音,都是下一次绽放的可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还在做口口诗刊。 点击聆听:口口有声诗刊网址 相关文章: 马华第一本有声诗刊《口口》小辑——通过声音感受诗
8月前
我的工作台面花了。买的时候,它被流放在“DEFECT”的区域。雾面木纹中,多了些霪雨一样不规则的刮痕。无暇与工整总有相似的路径,但瑕疵是繁花簇锦。 尽管我极其喜欢这桌子,但实际上写作时使用它的频率并不高。像衣橱是给衣服住的,相机脚架用来晾晒衣物,桌子更多时候让给了猫——器物突然有了生命,是因为找到了传统用法之外的意义。 但我总在想,坐不定的人,是否意味着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好的写作者? 要定下来,往往只是差个开始。不久前,一位前同事突然信息来问:你写诗,会觉得痛苦吗?我说,很多时候写完是觉得舒畅,像大了一场淤滞已久的便一样舒畅。所以写作的时候,我是愉悦的阿蒙。 但愉悦于我,是空间的不设限。多数时候,我把自己流放成无家可归者那样随街写;无论身在何处,写东西还是要笔,及任何可以充当纸的东西。因那不够讲究,以及不负责任的即兴,稿子总是丢三落四。 不过,那些舍得弄丢的东西,是否意味着还不够好? 阿蒙知道,他都知道。要不蒙混过关?好或不好是骗不了人的,最多只是骗自己。 但阿蒙是谁?祂是古埃及底比斯一位头长着绵羊角的神。那角与人们挖出来的菊石化石极其相似——诞生于古生代的泥盆纪初期,在白垩纪末期灭绝;英文名叫Ammonite,也是从太阳神阿蒙的名字而来。我的工作台上就有那么一粒菊石,是在尼泊尔的市集买的。墨黑石身,螺旋中心留着些微黄矿,不清醒的人会以为是黄金。 对上眼后,我着迷似的用50美金买了一粒肉眼看来毫无用处的Shaligram。在尼泊尔,它有不一样的名字。 然而临飞前,我毫无预警地在海关处被拦截下来。他们要没收我的石头,但说不出原因。 那时,我一个人站在老旧的关卡对着海关姐姐大声质问——“为什么?为什么?”10分钟过去,姐姐才把它从托子拿出来,递回我手上。如今回想起,没在他乡被扣留也实属大幸。控诉之前,我甚至不知其名,只知道自己喜欢它,喜欢到因要失去而近乎在海关落泪。 石头是会让人疯狂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不舍得弄丢一样东西的感觉是何等强烈。 去尼泊尔已经是去年3月的事。回来之后,很快又飞了非洲。在那网络极其薄弱的一个月里,每晚结束拍摄,我就拿着本子和笔,倒在蚊帐里游神般写。拍摄是团体的事,写作则终于回到了自己——马拉维的夜晚很安静,寺庙宵禁前会有一声深邃的钟声,咚——穿过了疲累的身体,每日写着就慢慢合起了眼。那是所谓用意念在写作吗?但用意念写,似乎比我写得好多了。 也许是因为回到了山上。那时,我极其想写尼泊尔山导索利亚的故事。索利亚是太阳的意思——当身边的朋友都想离开那最贫穷的国度,年轻的他却留了下来;把很多徒步客送往机场,但他一次也没离开过。明年,他就想参加选举。 反正我带着那笔记本,从马拉维写到最落后的马达加斯加。每晚8点,寺庙就会开始断电,晚餐都是集体的黑暗。回到房里,只有一盏煤油灯在两张床中间的床头柜——那是我们唯一的光。 索利亚的故事就在那盏光照下继续写。兴许,人是不该用意念写作的——写满小说的笔记本后来在一场车祸飞出窗外。达雅节那天,从长屋回来的路上下着很大的雨,车子在高速公路失控翻转了两圈。笔记本连同一瓶带着神灵祝福的米酒,就这样消失在不知明处。 什么都做不了的遗失,却像个启示一般,敲敲自己:是不是要改一改那该死的写作习惯了呢?至少,不要再像个阿蒙一样丢三落四。 要开始认真,好像就得从回到桌子上写开始。 相关文章: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林雪虹/无厝有草仔花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蔡晓玲/模样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范俊奇/桌右铭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张草/手写的感觉真好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梁馨元/愉悦的阿蒙
9月前
那些斗胆用身体在高速公路上行走的人,他一定是遇到了哪些麻烦,但我们多数把他们当成麻烦。时速120公里,突然眼前一大障碍物,方向盘左右闪避,干一大清早遇上这麻烦事。 马路就像保龄球球道,有车经过,它便兀自移动,但它从不移动。尽管如此,它总赠予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礼物——时而一粒滚动的头盔,时而一具扁烂的动物尸体、一个想死的女人。她怀着孩子,开着白色本田City,就在我每天开车回家的路上割颈自杀。 马路是一条悲伤的马路,所以我才会在那个早上遇见蜥蜴人。 拖拉着骨一般的身体,蜥蜴人出现在16区高速公路上。破洞的深褐色衣服与肤色相衬,脸颊瘦出了窟窿,头发披覆至背——如山鬼,也似野人。天还明晃晃,他是该死在这城市,还是生还自哪座深山?在这汹涌的马路,我往前,他也往前。他就用枝干般的身体穿过车龙,没人来得及鸣笛。 穿过他的瞬间,我清楚看见他的嘴巴。他在说很长很长的话,像必须念三天三夜的咒语。所以在那瞬间,我想他是疯子,才会赤脚走在公路上。 ● 有时街道是虚幻的,而且夜晚比白天来得危险。只是整座城市的夜晚越来越暗了,工人在马路旁维修,但灯照不到他。 在那些阴暗处,我曾经见过夜晚的狸花。 熟悉的办公室楼下,狸花是一个陌生化的词语。办公室坐落于一个充满人烟的小区,对面是住宅,偶尔有猫走过。每天早晨上班遇见狸花,他都背着一个沉甸甸,破了几个小洞的黑色布袋。狸花的头发依旧像一篇语法全错的、语句不通的文章——乌漆麻黑的一整片,遮住了一半的脸,但脸的肤色也晒得几乎和头发一样的色度。于是在那全然浑浊的黑之中,狸花面目模糊,徒留一双眼白特别明亮的眼睛。 第一次遇见狸花,他只是很缓慢地从人家门前走过。那种慢,是生命还有很长但不知道接下来可以干嘛的慢;也像是管他的生命,今天要死也无妨。 几乎每天上班,狸花都会从相同地方,带着一样的躯干与行囊走来——没有遇到的话,永远是我不够准时。所以我才说他是狸花,猫一样的定点来到与离去,为这个地盘留下自己的气味。 而上班快半年,在这办公室小区混熟以后,我逐渐认识了三条街道的浪猫。很常午餐时间遇到其中的谁,都会蹲下来跟它们说话,但它们多数时候慵懒地摊睡在水泥地上。午后炽热,水泥地还留有些光影,浪猫会躺在影子之中。 当然,不是每一只浪浪都会对人的语言有所回应。它看到你,闻到你,听懂你,只是懒得回应。 有时我觉得它们其中一只,是变成人的狸花。满身的虱子、沙尘、汗、肤油、污垢凝成风霜,狸花走路不说话。 还可以与人对话的人,都把自己留给了他人。那些已经无法与人对话的,都把话留给了自己。 ● 第一次只身走上流浪汉收容中心那天,其实心里有点怕。那怕,比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蜥蜴人的那个瞬间来得低沉与绵长;但作为一名记者,尽管刚入行,我觉得怕比受伤更羞耻。 半山芭龙蛇混杂。下过雨的街道,像极了一条湿滑的鲶鱼,光溜溜、长条状的身子;偶有车灯打过,就像鱼在深海发光。 我去半山芭找的是一名姓梁的牧师,他说他在菜市尾端等我,楼上便是他的收容中心。他照顾无家者已经20年,我们通过两次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粗旷、市井、接地气,没有电视里牧师故作温柔的儒雅,反倒像半山芭哪个水果摊的龙头。直到见面那刻才发现,梁牧师比想像中还要矮小,像只马一样往下垂的脸上,有两条粗黑的眉毛。重点是,原来牧师不一定总是穿着黑色大袍。 教会的好心人捐出店面,梁牧师便负责打理。有床位,有饭盒与瓦片,早上醒来能到外头溜达,午餐时间一到又折返领饭,像极了一群放养的街猫。但他带我走上楼的那刻,推开门,也有百无聊赖的老人一动不动躺在床上。他看着你看他,此刻注视都变成讨价还价之物——我问梁牧师:“这样(闯)进来真的没关系吗?”他说:“有我在,不要紧。” 三楼白天不开灯。他用钥匙打开门锁,生锈铁门发出一阵咿呀——众人随即引头探看。在店铺的尽头,一束光温和地照进,梁牧师说那是他们放风的露台,刚吵过架的谁就在那头冷静。将领一般,他带着我巡视这20个床位——每人安排一样的橱柜、杯具、洗漱用品……谁彻夜未归,谁病死老死痛死白板上的床位名字便一把擦拭。汰换家常,那些名字都臣服于他,接受这规训,这监管与条例,才得以绑定一个床位。他是统治者,也是父亲,每个拜三的团契活动会陪他们唱歌。 但我总觉得,真正的将领之才不能有太多的爱,因为他们还要上战场。 偶尔会有政府官员沿着那条潮湿,堆满干货的梯道上来,有时梁牧师在,有时并不。他们说这里没有执照,收留无家可归者是非法行为。以安全隐患为由,一个店铺不能是家。 因而,没有家的人,都应该由政府监管。 ● 许多穿着制服的执法人员带着捕猎器,从卡车一跃而下。野猫自午睡中惊醒,卡车的引擎由远而近,穿过水泥与沟渠,轰隆轰隆,像一场惊雷暴雨正从远处缓缓逼近。没有家的人,都应该由政府监管——于是他们的武器,如巨大的扫把,把街道的左边至右边,前面至后面,一时半刻之内统统清扫干净。 “以安全隐患为由,他们必须被隔离”。仿佛一辆开往神秘岛屿的愚人船,把麻风病患者都驱赶至无人之处。因而,疯子有疯子的归宿,当他们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排他的部落。资本主义也汇聚成城市与高塔,在那俯瞰人世的高塔之下,相似的人依然会不由自主地相遇、聚合,并自以为安全。因此第一次在公路上遇到蜥蜴人,以及在办公室楼下遇见狸花,他们异化的服饰、行为,俨然我眼前一片白茫茫的刺点。强烈的害怕像一支发射的火箭来得极快,但也忽地消失于无垠之中。 细想之下,我畏惧的其实是那山鬼的形象,那我打从有了认知开始,便不曾光天化日下见过的留至腰际、打结交错的蓬头;以及像刷上黑油一般油亮的垢面。我甚至来不及去想,他们此时此刻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他们面临着问题,且不是拿着扫把到街上清扫就能解决。 一只老鼠被车碾过,尸体三天三夜都无人清理。它成了街道的隐喻。它要不是被马路吞去,也许就是被蜥蜴人或狸花吃了。 ● 收过几次罚单,暂停营业复又亮灯开灶。教会阿姨来煮大锅饭,喂养散居在半山芭附近街道的流浪者,那锅大得能把一个孩子煮熟。在大锅米饭煮熟的绵长时光中,梁牧师与执法人员也拉开了冗战——他们拉锯、僵持,最终双方都停留在原地。 “没有执照,不能营业。” “我们没有营业,只是收留无家可归者。” “他们应该去政府的收容中心。”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有屋瓦,我想蜥蜴人与狸花也是。 在高速公路遇到蜥蜴人那天,他似乎已经历了一场漫长的逃亡,仿佛被炽热的太阳追赶,穿过一大片野林与蒺藜,再跟着月亮的方向走,才狼狈地逃来这座钢骨森林。他到底有想去的地方吗?被逮捕到公立收容中心的流浪汉,他们仍会想方设法逃出来,再重新过上天地为家的日子。里面没有自由,里面的空气很闷热,梁牧师说——他们宁愿睡街上。 ● 街道是虚幻的。在街道形成之前,众人席地而坐;只是当人为泥地铺上石砖与水泥,人们便只能在街道上走。他们说,只有山里来的人才会当街坐着;只有疯子才会睡街上。 狸花是疯子吗?后来我才发现他不是。在熙熙攘攘的小食中心旁,街坊邻里立起了个大红色的拿督公龛,香火断断续续,初一十五会供奉发糕苹果。午餐时间,我都会从公司经过这条小路,走到后边的南洋咖啡店去。拿督公龛旁的树荫下搭起了个木棚子,时而停了几辆摩托,华人阿伯并肩坐着消耗时光。一只脚翘起来,一只肮脏的人字拖便掉落沙地;万宝路香烟袅袅,有一天我便见着狸花以相同的姿势坐在他们之间。 狸花正在与人说话。这一次我忍不住多瞅他两眼,瞅他黑色布袋里边装了些什么。瞅他蓬乱头发后的脸,瞅他那双特别明亮的眼睛。忽然,他看着我看他,那眼神间虽没有鄙意,也没有恶意,但不下两秒,我还是像个孬种一样假装把眼神飘往树上的翠鸟,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过。 像看鬼一样的眼神。 相关文章: 梁馨元/石头是没有世界的 梁馨元/如果明天会死 今天我们依旧要歌唱 梁馨元/Clitoria
1年前
有一阵子发现,自己很常不自觉说出以“我很讨厌”为开始的话。句子各式各样,可以是讨厌他人的举动,或是讨厌自己又不如预期了。 是怎么发现无意识养成的习性呢?首先,是通过一个朋友。跟她在一起的时间里,她总是大声嚷嚷着自己的边界与习惯,像一头母狮子在领地里插下旗帜,示意警告——未经允许不得进入。一开始自是不由得佩服,一个人妥善管理社交圈子,要与不要都粒粒分明。直到好几次,她抱怨着:“我最讨厌别人碰我!”与此同时她的双手拍打着我的臂膀,霎时我醍醐灌顶,想着——朋友其实不就是一面镜子吗? 这话是米兰·昆德拉说的,当然原话还更功利一些,他写:朋友的唯一功能就是镜子。一个标榜着讨厌被人碰的人此刻正触碰他人;看着她,我便像看着娃娃镜里的自己,脸型身体还显得臃肿扁胖。后来当我每一次说起这句话,都会不自觉想起她。 有时,我们的“有所讨厌”背后,往往就住着自己的影子。一如,当我因一个人的自私而讨厌,却没有发现自己某种程度也是自私的人。会不会以为讨厌着的他人,似乎只是那个没办法接受的自己?或截然相反的轨迹—— 下笔写这篇文章之前,花了好多时间想自己说过哪些离谱得极欲删掉的话。平日避重就轻,多是玩笑废话度日;且沉重的话难说,说出来亦覆水难收。但在回忆的过程中,难免想起一些天意弄人的趣事。 幼时父亲做生意,收入总有起落。他是个极度需要自由与自尊的男人,在一份工作里找不到认同感便会辞去。三几个月换一份工,家里便永远像在乘船。我们的房子、车子、学校几乎都漂浮一般,每晚他喝醉回来便在厕所吐。 后来我也试过在外头喝得不能自已、失重,一如他整个偏离的人生。 妈妈循例睡前都要打电话给他,问他今天几点回家;答案是没有,只有无尽绵长的悬宕塞满寂静的睡房。有时是很长很长的待机声,最终传来——The person you call is unavailable, please try later。那人不在、不存在、没有、不能用。我们等等再试。 在那些幽深的夜晚里,我曾恶狠狠地对自己说,我讨厌死了那些喝酒的人,讨厌死了那些冒险创业的男人;且立誓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个勤勉的打工族,朝九晚五每个月到时领薪——绝不,绝不自己做生意! 人最好不要立下誓言。在动漫里就有这么一支死亡Flag,起源于AVG游戏程式。说白了,就是“说完之后一定会死掉”的那种对白。不知怎么的,我就变成了那个没办法好好坐在工位上,每天按时定点到办公室上班的人;我也变成了那个需要靠酒精来帮忙自己度过一些时刻的人。 话总是说得太早。当厌恶如蛇草般蔓生,如流的岁月里,也会自土地破壳缠绕你的身体,诅咒一般无法退散。在不自觉的时候,人已然变成当初那个深深埋怨的ta。讨厌依然讨厌,然而好事是,你多了一份体谅——开始明白对方为何如此,或为何不。 学着遇到批评不急着辩驳 “我最讨厌……了”,这是吆喝抑或宣言?也许是自身边界或权益被冒犯,才有所厌恶。好恶分明很重要,边界模糊自然不可取;但我总在想,当那句话又蛇一样从口中滑出,作为自证,会否把喜恶放得太大?自我作祟,当你每个句子都以“我,我,我”开头,认识自我又变成聚焦在自己肚脐眼的事了。 跨年那晚,就和友人聊着新年期许。新的一年,不如就学着不要那么容易被人影响,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吧。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即使在这个变异的个人主义与平民社会之中,还是老话一句——自我即社会,他人又是另一个地狱了。也就是说,不在意别人眼光几乎不可能;且一旦过头只会变得狂傲自大,一切以“我”为标准。 在意还是在意,就像讨厌依旧讨厌;只是试着先放在心里,像一块酒饼静置发酵。遇到批评不急着自我辩驳,看看那不一样的美丽的东西,起初我们都因为陌生而抗拒。 言语有毒,喜恶一般,说着就会成真,而埋着便能化土。土里有生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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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声音跟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0月初的周末,馨元跟若涛出现在“新纪元杯”系列讲座的讲台上,以“To Swim in Sound”为题,说了许多许多声音和诗之间的连接。 1999年生的梁馨元和1977年生的周若涛,前者是马华文坛新秀作家,后者则是马华文坛上极为重要的诗人。两者的差异很多,馨元是修读中文系的文学生,而若涛则是修读电脑工程系的理工生,这些差异是世代的、性别的,也是专业领域性质的。 但他们共享诗人的身分,也都认同诗跟声音之间所存在的微妙关系。 “很多人都觉得随着时间和文体的流变,现代诗早就失去了原有的音乐性。但我觉得现代诗还是有音乐性的,只是被隐藏起来了。”若涛这么说。 若涛这里所说的文体流变,指的是过去无论是在中文古代文学唐诗宋词,抑或是英文古典文学十四行诗,诗歌都有既定的格式、格律或韵脚,让它们朗诵起来有稳定的起伏,形成一种音乐性。 然而现代诗撇除了格式,新诗的框架内不再存在押韵和格律的需要。在解放文字的同时,似乎也湮佚了诗的音乐性。然而若涛觉得这种音乐性还在。“我曾经看过这样的说法,现代诗的音乐性,隐藏在诗的情感里面。当你读诗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情感起伏,还有诗里面不同意象的前后呼应,这些都是现代诗的音乐性。” 所以他认为要“听到”这种音乐性,读者需要真正理解这首诗。“它是没有办法开口唱出来,或者乐器演奏出来的。所以要朗诵好一首现代诗,最重要就是掌握整首诗的内涵,这样你才可以跟它融为一体。” “新纪元杯”让参赛者无拘束地朗诵 若涛跟馨元都受邀担任“新纪元杯”全国爱华文诗歌朗诵比赛的评审。一般诗歌朗诵比赛上,除了会找来评审评价语音、语调和表达技巧,参赛者的选材也是其中一个评分标准。而诗人需要做的就是把关这部分。 若涛提到,选材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参赛者的发挥,这视乎参赛者对诗的情感理解有多少,才能把诗的内涵表现出来。而接受过语音训练的馨元则补充了她对诗歌朗诵技巧的要求。 她提到在诗歌朗诵圈子内一般上可以听到两种声音,一种是更在乎文本的,另一种是在乎语音技巧的。“因为我个人对声音很感兴趣,所以会觉得诗的文本跟朗诵技巧两边其实都是需要互补的。如果你在朗诵的时候音调不准、字念得不对,它也会干扰我进入整首诗的氛围里面。” 这是诗与声音的关系,声音似是一种引导。 馨元自小就接触诗歌朗诵,从古诗到现代诗,她认为“新纪元杯”虽然不是现下唯一的诗歌朗诵比赛,但它却是可以打破许多传统框架的存在。“像开放给大众参与的‘方言组别’就很难得,因为我觉得要用方言来朗诵不是说你想就能做到的,掌握方言的能力源自你拥有这样多元的语言环境。我自己曾经也尝试过在诗歌里面切换不同语言朗诵,但总感觉哪里不够自然。” 若涛也附议,认为除了方言朗诵之外,“新纪元杯”更可贵在于它给表演者的自由。“其实现在中小学都有不少诗歌朗诵比赛,但‘新纪元杯’的特别在于,更自由和多元,像是可以用方言,也可以用道具表演。一般的中小学的比赛会有比较多条规限制,新纪元杯就可以让大家有机会实验和尝试不同的表演。” 容许实验的可能,让大众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参赛,这不只是让诗歌朗诵变得更加普及化,同时也让诗变得更加平易近人。 声音跨越不同温层  朗诗也可以很纯粹 诗是跳跃性的文字,从不遵从传统意义的“起承转合”。这也让不少人觉得诗很难懂,但对馨元来说,很多时候你需要把诗念出来,意义才会随之完整。 “我觉得人体对声音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在文字诞生之前,人们传递信息的方式就是透过声音来口耳相传。演变到今天,声音很自然地就可以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馨元以自己的经验来说,在创作的时候也会反复念出自己的诗作,“我觉得在一念再念的过程里面,它会让你对这首诗有不同的体验。” 若涛点点头,补充道:“我觉得读诗,你读出来的时候速度变慢了,你就有时间沉浸,发现到只透过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可能是发声的方式,可能是节奏的部分,都是透过你读出来才可以感受到的。” 馨元续道:“所以我觉得诗歌朗诵也未必是需要参加比赛那么有仪式感的事情,它也可以是很日常的,没有门槛的。可以在路边驻唱般进行,也可以上传到社交媒体上。” 就像馨元跟其他年轻诗人一同创办的《口口诗刊》,可说是马来西亚第一个虚拟的声音诗集。《口口》的团队成员会在网上公开征稿,欢迎国内外人士投稿自己的诗作和声音,将文档和声档一并寄过去,他们会制作成一本线上的有声诗刊。 “我感觉在马来西亚可能还蛮多人尝试把声音跟诗数码化做成影片,但是做成诗刊的形式还蛮少见的。我们在尝试做了之后才发现,这样的形式打破了很多线下的局限。像是我们收到很多不同国家的诗人来稿,有机会跟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外国诗人合作。 “再来,第二点很珍贵的是,我们收到很多可能不是诗人,也未必是声音工作者的人来稿。他可能只是一个设计师,但是对声音很感兴趣。《口口诗刊》让我们遇到很多不同温层的人,也让我觉得读诗、朗诗这件事其实可以这么纯粹。” 声音介入诗意  让诗重返民间 而另一边,若涛才刚完成“诗无jidan”诗歌朗诵的活动。这是若涛将自己的诗集《神秘之歌》,与音乐团队合作谱写成同名音乐专辑之后,再度将诗和声音结合的项目。而且他们还邀请到了不同种族的诗人,用自己的语言、用其他人的语言一起来朗诗。 “我在活动上认识到了一个马来诗人,叫做Jamal Raslan。他创作的诗歌类型很特别,叫做‘Spoken Words Poetry’。言下之意,就是他的诗不只是写在纸上,而是要上台表演的。所以在写的时候就把朗诵、声音还有表演的元素一起考虑在里面。” 这种创作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之后的美国,当时民间反战反压迫情绪高昂,他们书写了许多文化和政治上的困境,结合当时流行的爵士乐演出。延伸到1990年代,它成为一种批判文学菁英阶级的存在。 “Jamal Raslan跟我说,在美国有个叫Marc Smith的诗人开始将诗歌搬上舞台表演。他主张以open mic的形式欢迎大家来参加,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让诗歌回到民间。促使Marc Smith有这个想法的,其实有个小小的故事。就是他曾经看过有个民众拿着自己写的诗去请教一个有名的诗人,没想到那个诗人觉得人家写得不好,就叫人家不要浪费时间写下去了。 “这就让Marc Smith觉得很生气,他觉得这些诗人不是讲写诗是为了广大人民写的,现在又这样对人家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举办open mic,把诗变成一场公共的演出,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评审也是普罗大众,就是希望可以把诗重新带入民间。” 若涛觉得,现在的诗歌朗诵比赛或open mic,不多不少都带着这样的性质,可以让诗普及化、平民化。“虽然可以预见这样做,不多不少会有一些批判的声音,之前都有听说过有些人是反对诗歌朗诵存在的,会说‘诗歌上台,诗意下台’。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是需要先做起来,我们才可以知道在哪里精益求精。” 诗是精炼的文字,要将它普及化会否在某种程度上流失它的专业程度呢?这样的讨论仍然在进行当中,也许在你给出答案之前,都可以记起,当我们说诗是精心提炼出来的文字,它是文学的千锤百练,同时也应该是活着的人生百态,拥有的面相不只是一种。 相关报道: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让韵律操星光熠熠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活动】朗诵以前,先认真读懂一首诗 诗人林健文与国赛朗诵冠军刘巧晴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制服团体聚会 第二届全国政府中学华文学会干部研习营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跨越种族藩篱 丘淑霖说声 早安 Kawan!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為自己贏一次 930公里 徒步朝聖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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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大学学院日前举办了两个性质接近的文学创作活动:文学创作营与文学奖养成班。作为统筹的新纪元大学学院副校长郑诗傧副教授说明,随着社会全球化及中国崛起,语言发展和经济实力有对等关系,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系统化地学中文。我们应该进一步提倡学生深化中文应用的能力,这其中包括欣赏与分析。 文化底蕴让我们走得更远,保持优势。我们貌似是大陆港台以外应用中文领域最如鱼得水的一群,然而现今学习趋势恰恰相反。部分家长认为中文能力只涉及听、说、读、写。随着全球对文案越来越重视,对语言要求便不只是停留在沟通。另加人工智能的出现,我们唯有深化和强化中文,才能应付未来局面。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去赏析优美的文章,鼓励孩子更懂得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完整的想法。 郑诗傧提及,日常教书时发现学生很容易放弃表述。当他们无法用语言清晰表述,她都会鼓励孩子尽量提升这项能力。她本身很重视阅读与创作,主催这两个活动,并不是以功利角度看待这件事,而是想透过一些积极因素激发年轻人创作。“年轻人很需要被肯定、需要平台,得奖无疑是一个最快被关注的渠道。喜欢写作的人心里都有同一种声音,希望被看到,得到有代表性的作家、评审老师的肯定,告诉他‘你是可以的’。” 有些事情羞于出口,不表示它不存在。她鼓励青年作者勇于谈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方法才可以得到出书或得奖的荣耀?文学奖养成班是基于这点而设立的。至于青年创作营则是下放到更广的层面。新纪元大学学院适逢其时,除了驻校作家杨隶亚,还有伍燕翎、王修捷、黄子扬,校友邢诒旺、谢明成、梁馨元、丘凯文、李承澳等人。青年作家,可培养新一代的青年作家。 文学营导师蔡晓玲博士也分析了两个文学活动的分别:一个是面向明日之星,一个是面向中学生。当然,后者也可以是前者。她相信创作这件事无法通过传统教学那种老师教学生的输入方式,但可以通过创作经验或观念的分享,让另一个人有所获得。 文学奖犹如四年一度的奥运 新纪元大学学院创意与品牌部总监黄子扬也提及,10年前他还是个新秀,文学奖对他的意义是被文坛看见,证明自己,透过参与文学奖拿到进入文坛的入门票。10年后他还是会参加文学奖,看待文学奖却已有不同观感。“短短10年内,媒介变化很快。如今每个人都有发表作品和发声的机会。文学奖保留了一种专业性,经由更专业的眼光去评作品到了什么水准。让资深作者去评断年轻人,对年轻人是很重要的。” 文学奖是一个标杆,如奥运选手不断锻炼自己,四年一次互相竞技,看到自己水准写到哪里、自己作品是长什么样子。透过“新秀的标杆”,透过文学奖去证明自己达到哪个高度,这其中有一种专业性存在。换言之,文学奖在日益泛滥的发声渠道里,依然是新晋作家的定海神针。 杨隶亚认为,如果文学是你的兴趣爱好,无论几岁都能参加文学奖,文学始终向所有人敞开怀抱,没有年龄限制,以学生参赛来说,不只能在出社会之前取得一份专业认可,奖金还比在校园打工更多。“我常鼓励年轻作者多多参赛,因为新手特别有‘得奖运’,他们作品中的纯粹,常有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勇敢,让我们看见年轻人是如何打破时代框架,这是最可贵之处。” 蔡晓玲则认为,首先还是要找到自己真正关心的事,这应该是比考虑得奖与否、回响如何,摆在更前面的东西。如果是为了得奖而写、为了写而写,散文的话很容易变成为文造情,小说的话也恐怕会过度炫技。先通过散文与自己对话,回到那些深刻的场景中。不是日常琐碎的,而是深刻完整的片段。这些片段有可能是当下的处境,也可能是很久远以前的回忆。但即使是当下的事,它必然是被过去的某些经验所影响的。沿着时间的长河一直往回追溯。 “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你驾着车在一条路上,你看着旁边那条与你反方向的路有无数的车,堵着,而你这条道上并没有车。于是你不断地驶向过去,一边写,一边追问与思考。如果是发自作者内心的声音或关怀,即使幻化成小说中虚构的情节,还是能触及幽微处,让读的人——不管是文学奖评审或一般读者,也有所共鸣。” 文学的社会价值 杨隶亚说道,如果文学是你的兴趣爱好,你或许喜欢读、喜欢写,其实不一定要参加文学奖,它可以是生活中陶冶性情的存在;倘若你心中向往成为一名“作家”,渴望“出书”,那么规划自己的“创作方向”就很重要了。 这次的文学写作课程最关键是“构思一本书”的诞生,不再只是把累积多年的作品整理集结,她想和大家分享如何写“创作计划大纲”,让创作者尝试挖掘自己最关心、最擅长的主题,进而成书——往往这样的作品最能反映“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也是我们为何会创作的初衷。 文学会带来怎样的社会价值?郑诗傧特地提及一本书籍:林达夫妻所著的《像自由一样美丽》。一群犹太儿童被拘禁于集中营时恰巧跟文学家、教育家一并羁押,他们貌似没有明天,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可以用文学和艺术去点燃最后的希望与艺术火苗。若儿童能幸存,心中还有一丝光,就可以对抗黑暗。 而文学,就是这种光。“侵略家占领一个地方首先一定是残害知识分子及艺术家。他们害怕社会开眼,而我们应该做对的事情:应该让青少年乃至社会开眼。” 相关报道: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活动】动手升级再造把垃圾变黄金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看清医美价值及概念误区 恢复原有自信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文化说】纸扎艺术需新血夕阳行业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文化说】方志聪教练:跆拳道展现人生态度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在数字时代阅报,鼓励中学生紧跟社会动态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为什么我会被抛弃?”弃婴展“提倡尊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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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送我一块石头 拳头张开 不是花 没有灵鹿 是石头 我们相互亏欠 浪花拍打岩礁 磨蚀与施罪 她比她更心甘情愿 紧握 手掌只容得下一颗石头 松开 全世界都化了石 * 石头是没有世界的 如此便无法偿还 我们谈论公平:一公斤的灰铅矿如若无法相等于 一公斤的爱那我可以用一公斤的燧石交换吗 难道爱之初焰能炒熟一盘难以忍受的生 __ a. 生活 b. 生气 c. 生菜 d. 生疏 e. 其他:___ 无论能与否 公平是谁也不曾动念 * 你说,那是找遍海岸之后 唯独带回来的两颗 一个未经打磨 月亮般粗糙 一个光滑如夏天的西瓜皮 也像你遮蔽的腿 那时无人闲暇思考种子 我指尖触碰 突然懂得了月亮 * 只要找到对的位置 石头便能站起来 大地是爱欲与罪罚的承受者 所有的雷都劈在它身上 就在那晚 一块裤裆状的巨石 裂成两半 一半是女人 一半是男人 薛西弗斯那被比喻烂了的大石 滚落山脚,难不成是谁遗失的 长着性别的头颅/ 挂着头颅的性别? 我们持续踩踏、踩踏 马蹄匆匆,神牛原地踏步 有人持续敲打、敲打 整个山谷的石就被她的双手 碎成骨屑 * 一日将尽,铃铛在响 又一群人抵达。骨屑顽固不化—— 死不去的性别 你推平了峡谷,削去龙岩 石头依然会曝露你的秘密 关于你生来就是一个女人 死后亦是一个女人 * 纯粹无妄的逃亡。石头从不虚构 它深知自己不需去到多远 也不做偷换概念的贼 月亮始终懂得 她是石头的先知——知道谁将滚落 谁将深埋,谁将被握在掌心 而我在没有的世界里 梦是一群无主、无目的的小马 没有的世界里,石头都有光 相关文章: 梁馨元/Clitoria 梁馨元/笨拙 梁馨元/风无意义撩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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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杪的槟城艺文活动颇热闹,除了有第13届乔治市文学节,岛读书店还举办了《灼热的岛》读说会,邀请香港及马来西亚作家展开文学沙龙,探视与思辨文学的意义。【文艺春秋】请青年作家王晋恒将其中一场对话会整理成文,供文学爱好者窥探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家关注的写作议题及方向。上篇几位青年作家谈及了地方与写作的关系、写作方式的经营、议题写作现象、可不可能当个全职作家等议题,本期的下篇且让我们继续追踪作家们的脚步…… 宣春:你们这次参与乔治市文学节和不同背景的作家交流之后,有什么收获?最后,也请大家介绍一两本关于“城市”的文学代表作。 晋恒:乔治市文学节开阔了我的视野。犹记得第一天和友族作家相遇,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要喝”。当时的我深深被震撼了。有些马来作家也敢于写变性人议题,这让我有了一个觉醒——未来写作尽可能少一些自我审查,毕竟他们都敢于触碰那些敏感议题了,我们这些小众文学,更应该勇敢地去写。 我想推介欧大旭(Tash Aw)的《幸存者,如我们》,那是一本可以说明马来西亚国情的书。书中有句话:“不过事情都是这样发展的:大的吞并小的,所有事物都会变成某个事物的一部分。”我来自吉打,小时候父母出去旅游和别人介绍自己时,总会说自己来自槟城。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背景、出处也有阶级之分。失去原乡身分,我想也是我之所以那么热衷写双溪大年的动力之一吧。另外,这本书所提到的外劳命运,也时常发生在我家附近的厂区。他们,一生都是没有名字的人。 以吴明益老师的话来说,这是一本“双声腔小说”,书一部分是纪实访谈,另一部分是主角出狱后,面对采访者时的心理状态。我们在主角对采访者的观察中发现,来自更高阶层的采访者,永远无法理解来自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主角。 言丹:槟城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是个自由且互相尊重的地方。一片土地如果没有自由、没有尊重,是很难有文化交流的。另外一个文化冲击就是槟城人真的非常友善和包容,我无论在餐厅或是乘坐交通工具都从来没被人骂过或不礼貌地对待,这感觉挺新奇的,因为香港人普遍比较暴躁,偶然被人骂都是平常事。(笑) 我想介绍谢晓虹的短篇小说集《无遮鬼》。它的写作风格非常特别,用了异常魔幻的笔触和独特的意象,书写香港近年的抗争和经历的创伤。我也很喜欢西西写的阅读笔记,有时候我觉得每本书都是一座城,通过阅读作者的文字,哪怕你身处自己的房间,也能到达他方。还有另外一本我自己很喜欢、也是写城市但不是写香港的书,就是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的自传体小说《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记忆》,里面有很多他对童年的追忆,他也在书中提出了“呼愁”的概念,说的便是看到伊斯坦堡由盛转衰的过程而引发的一种集体哀愁、笼罩整座城市一种注定没落的哀伤。我相信这份情绪哪怕在马来西亚还是香港都是相通的。 馨元:这片土地的包容度挺高的,我也在槟城找到很多很奇妙的艺文空间。除了文学节,槟城也办文化节,州政府推动地方艺文活动不留余力。 要推荐一本城市文学的话,我会选韩丽珠的《黑日》。熟悉她作品的读者都知道,她的小说较多是超现实,然而《黑日》却以日记体的方式记录香港人在那段时期的抗争。她以一贯柔软的心,去写出很坚硬的,可以抵抗霸权的文字。 子扬:我认识了更多马来作家。首先是因为认识了一位名为李浩杰的译者,我和他聊到年轻马来作家关注的议题。就和晋恒所说的一样,原来他们关心的事情和马华青年作家差不多,都是自由、自身、独立意识。我今天早上读到Azrin Fauzi的〈Panorama〉,我发现他的形容和叙事手法都很新颖,跟我读过的马来前辈作家大有不同。 最后我想推荐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小说主角米亚就像城市里的女巫一样在男人身边徘徊。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站在天台俯瞰台北市的那一幕,那和我俯瞰城市感觉很相似,那是我喜欢上城市文学的开始。我还想推荐李桐豪的《不在场证明》。这本散文集写的是他被外派到不同城市工作时,眼见的一切,以及他和伴侣的爱恨纠葛。其中有一篇〈白狗一梦〉,写他和前任分手后俩人再一起相约到西藏旅行。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从今以后,只要能够伤害你,让你痛苦的事,我都会尽量去做。”我想,恨到极致,也可能是一种豁达吧。 相关文章: 【跨年特辑】时空的人 时代的笔 ——港马青年作家沙龙摘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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