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来新闻资料 | NewsCove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读家说书】当理解遇上距离，叙事者与被叙事者的隔阂

编按：他们有一条看不见的鸿沟，阶级、经历、世界观，让理解变得不完全。小说提醒我们：即便同理，也难完全走进他人的生活。没想过小说里的场景会相似地发生在我眼前。一位学者问我手中的点心是什么口味？她想知道里面的馅料，好估计热量摄取。《幸存者，如我们》的描述是，找李福来做深度访谈的社会学者谭素敏拒绝好意，不吃猪肠粉。“我不吃碳水化合物，呃，不是现在。” 谭素敏把李福来当研究对象，希望透过深度访谈了解她眼中犯下过失杀人的“杀人犯”到底经历过什么，最终走到那一步。而于我极富即视感的对话发生在一场学术论坛，中场休息前主讲者才谈论到身分政治、全球南方与北方的差异，在场的学者、学生无不对阶级、社会结构差异有深刻理解。我无意抨击那位在意点心热量的听众学者，他完全有权利计划自己的饮食。研究者虽然受过“同理”的训练，但并不需要像苦行僧那般，随处于相对底层阶级的研究对象过他们的生活。我只是深刻体认到，那些对于结构、阶级的理解和同理，与个人生活确实是如此割裂的，就如小说描述。 ◢阶级食物链下的小鱼与更小的鱼《幸存者，如我们》是马来西亚旅英作家欧大旭于2019年出版的小说。小说一开始，读者就知道主角李福来杀了人，但案发经过不是小说重点。作者营造的是李福来的自述，交织他与谭素敏的相处、对话。读者的视角不断在李福来的生命历程，以及他与谭素敏的阶级、价值观差异来回交错。李福来是渔村青年，家境不好，学历不高，饭碗随时不保，直到到渔场工作，当起了管理印尼移工的工头，谈恋爱结婚买房，人生看似稍有起色。然而，在这段本地人的阶级食物链里，他处于最底层。从事行政的同事谈论公事时自动切换一套公务语言，在渔场遇到危机时更担心李福来，因为学历背景让她自信“下周就能找到新工作”。渔场老板开大车，出门谈生意，李福来只能等临近过年时唯唯诺诺探问会否有花红。与太太虽然是自由恋爱，但太太经济能力强，岳父经营餐厅。李福来呢？自小父亲到新加坡打工就不再回来，与母亲寄人篱下。直到母亲把毕生积蓄买下海边园地，母子俩卖菜为生，李福来感受到踏实的快乐。可是，一场风雨轻易就把家园摧毁。和他生命经历最相似的阿强，他一直避之而不及的童年伙伴，那个摆明平日都在犯法的人，最后却不是“出事”的人，还完成阶级翻转，坐在证人席上与他重逢。然而，在渔场里，李福来是工头。工人在老板口中没有名字，统称“他们”，老板嘱咐他，“那些事情叫他们去做就好了啊！”李福来叫得出印尼工人每一个人的名字，在他们集体感染霍乱时，让他们好好休息养病，而非继续逼迫他们工作。是朋友吗？又不至于。小说中的移民世界有另一条阶级食物链。渔场里的印尼移工，有证件、有宿舍；躲藏在园丘深处的孟加拉偷渡客，等待工作机会；不被缅甸承认的罗兴亚人，等待的是难民身分，工作机会更加渺茫。李福来在底层挣扎，始终无法完成阶级翻身。在大鱼吃小鱼的世界，李福来这只小鱼，最终杀死了比他更弱势的鱼仔。 ◢当故事不再属于当事人李福来的底层阶级挣扎是小说主线，但读得有点不忍直视的，其实是支线社会学者谭素敏。她是同性恋者，她支持净选盟运动上街示威游行，她不愿行贿把被拖走的车子“赎回”，她相信李福来是“困在社会阶级”的受害者，杀人不是预谋，是一切不可抗因素交织推动而成的意外。不忍直视在于，那不是向来接受的学术训练中理想的样子吗？我相信，作者无意贬低学术研究者或记录者，只是想强调，再多的同理都不可能完全理解，阶级背景不同，始终难能体会当事人的感受。小说结尾在，谭素敏把李福来的故事写成书，邀请他出席发表会共襄盛举。“这是你的书，不是我的。”李福来本想拒绝出席，谭素敏说，“但这是你的故事，你必须出席！”不过李福来没有久待，那是谭素敏的主场，他提早离开，“我想应该要握个手，但觉得怪怪的，她也没有动。”他只说了再见。李福来不是第一次感受到“我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在法庭上，律师求情时向法官解释他的童年经历。“我听她谈论自己，虽然事实都正确，但我觉得她好像在形容别人，一个成长和我很接近的人，住在离海边不远的村子里……她形容的那个人很悲惨，教育程度低，没有希望，人生没有选择。”连他都快为这个被描述的人感到抱歉。“等等，不对啊，我很快乐，很正常啊。”他想阻止律师继续说下去，努力回想自己版本的童年，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真相存在在律师形容的版本里。”他只能突兀地失笑，找不回自己的话语权。 ◢自我检视，避免“弱势”被误读每每读到谭素敏的章节，都忍不住反过来自我检视，作为记者，是否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我是否“偷”过受访者的故事，把那些苦难占为己有，或者扁平化呈现，让读者只读得出可怜。想起有次制作“热”专题，想写移工工作与居住环境的热。联系一位移工，他说“平时都有开风扇啊，真的很热就开冷气啰。”移工是庞大群体，为何就扁平地认为所有移工都省吃俭用，住处连风扇都没有。也有访问过组织架构精密的难民组织，办事处有几个隔间分别处理不同事务，井井有条，像极政府单位。之所以惊讶，当然因为自己又把难民群体想像成单一扁平的面貌。后来与策划移工活动的艺术工作者聊起empowerment（赋权、给力），类似授人以渔的概念。彼此都觉得这个词汇很大，仍然有上至下，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意味。移工挤出周末休息时间出席活动，计算通勤时间和交通费用，看似计较，却是非常实际的考量——他们大可利用周末加班，赚取额外收入。经提醒，那场“访问”约在晚上9时，是移工朋友放工冲好凉吃好饭准备休息的时候，他们戴着耳机用手机视讯，更像是“群聊”（希望他们是自在的）。现实生活有很多谭素敏吗？至少我熟悉的新闻媒体圈，不少记录弱势群体故事的媒体人都没有忽视这些受访者的主体性。我看过难民、变装皇后、男性幸存者纪录片，这些导演都把主角请到放映会现场，在主办方确保安全的空间里，他们走出荧幕诉说自己的故事。欧大旭在《幸存者，如我们》描述李福来与谭素敏之间的巨大鸿沟，予我是种警惕。尽最大努力还主体性、话语权予受访者或研究对象，但也务必谦卑地承认，再怎么努力理解、同理，都无法真正体会。（按：本文作者读的是英文原版《We, the Survivors》，文中节录为自行翻译，并非中文译本。）更多文章：【读家说书】白慧琪 / 从冷战到AI时代，一颗晶片牵动全球格局【读家说书】裂缝之中，我看见另一个新加坡

8月前

Malaysia news headlines and analysis Info lengkap di www-sindonews-com www-malaymail-com Site www-detik-com S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