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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投稿】曾繁靖 / 浪漫的地理学与有关“家园”的诗学

他说，当一名极地探险家走向冰原上的一片“绝对的虚无”时：“探险者的活力不仅出于其对生命的渴求，亦源于其对死亡的倾心。” 地理学家段义孚的《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等代表作，虽是立足地理学的学科立场，却常为文学研究者援用，因为他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与注重实测、统计、客观分析的一般地理学不同，关注的是人对于地理的主观感觉、态度与认知，尤其是他关于“地方感”的讨论，实际上与文学研究的学术关怀多有重合。他在2014年出版的《浪漫地理学》（Romantic Geography），又进一步引入了“浪漫”这一富于审美意味的视域，为其人文地理学思想注入了更丰富的美学意蕴。地理学为何是浪漫的？段义孚一再强调“求索”一词，指出早期的地理学家许多是抱着探险的心态而迈向未知的环境，他们憧憬远方、崇敬自然，其探索活动很大部分是源于某种浪漫情怀之驱动。其次，在段义孚看来，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栖居地”，换个概念说，是人类的“家园”——而“家园”，“它是一个何等可爱和暖心的词汇”！它不仅是物质形态的、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地球，同时可以通达无垠的宇宙，甚至直入心灵与想像的境地。易言之，地理学所探索的人类“家园”，不但是身体的居所，更是精神之归处。段氏的“家园观”，让人联想到《世说新语》的“以天地为栋宇”，以及《庄子》的“无何有之乡”，为“家园”一词赋予了象征层面的涵义，无意间为读者叩问了“归往何处”的哲学命题。是的，或许地理学的终极关怀，应在于探索人类安居的“家园”。而“家园”未必就在我们的身后或脚下，还可以指向某处未知的远方。想起本雅明所说：“有时候远方唤起的渴望并非是引向陌生之地，而是一种回家的召唤。”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游”即是“归”。又，它必须同时具有精神的层面，才能让人类的灵魂也得以安放，因为精神上的超越之境，才是人们日夜求索的心安之乡。于是，段义孚所试图建构的“浪漫地理学”，就必然要与文学、美学接轨，使之成为了一套有关“家园”的诗学。段义孚理想中的地理学，不仅是“特定地点”的研究，还必须上升到“人类通用的准则”，而“达到升华灵魂的高度”。有意于此，段义孚在书中大量征引文学文本作为地理学研究的材料，并加上精辟的阐释，因此，若将此书视为一部文学研究的著作，或许也不为过。更重要的是，段义孚不但突破了地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学科壁垒，还消弭了学术写作与文学创作之间的文体边界——他以乐曲的结构贯串全书，行文间还充满文学性的语言，表达出了诗意的想像与哲思。比如他说，当一名极地探险家走向冰原上的一片“绝对的虚无”时：“探险者的活力不仅出于其对生命的渴求，亦源于其对死亡的倾心。”如此带有“向死而生”之存在哲学底色的表述，实为地理学别开一浪漫之生面。更多文章：关于文学的若干浮想/曾繁靖（古来）曾繁靖 / 历史就是最好的文学

6小时前

关于文学的若干浮想/曾繁靖（古来）

看见有的文学研究者，评论某某作家时说他“晚年陷入了写作的困境”云云。于是不禁思忖：一名写作者，为何要毕生追求写作上的精进或持续性呢？写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果不将写作视为必要的谋生方式，而是为了某种“不朽”，是为了在文学史上争取一席立足之地，那么如果一名写作者已经在年轻时就创作出了有分量的、足以留名青史的代表作，又何必要求自己至老至死仍为言筌所拘？换言之，若一名作家在文学上早已达到了一定的成就，晚年决定停止写作，又何尝不可？金庸在四十几岁时就宣布封笔，似乎亦无碍其作为武侠小说宗师的地位。张若虚仅凭一首〈春江花月夜〉，即能“孤篇盖全唐”，岂以终身写作方能留名千古？再则，如果写作是出于情感抒发的个体冲动，或是艺术心灵的自然流露，那又何必为所谓“写作困境”而焦虑、惋惜？史迁云：“《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赵翼云：“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学创作经常由外在环境所“感”。若世无令人发愤之不幸，则诗人何为？笔耕不辍，固然可敬；不著一字，亦得风流。或许诗意即存在于生命本身的状态，而未必要诉诸笔墨文辞。写作与否，并非生命价值的唯一依归，若为“作家”、“诗人”的身分所迫而要求自己持续产出“高质量”作品，却实非个人的由衷之言，或亦沦为“职业化写作”耳。写所欲写行止由心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写作行为本身，即是一种存在论。写作的姿态，是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存在状态。我写故我在。若然，则写作又纯粹是个人的一种生活习惯，相当于“学无止境”之修养，甚或为琴棋书画之消遣，故无需迎合外界的标准与评价，但以兴之所至，为文之所在。如果写作只是为了服务于某种文学思潮，仅作为借以证明该创作理论行之有效的实验或实践，这似乎恰恰悖离了文学作为自由之艺术空间的本意。后现代主义提示了某种游戏与实验的创作观，然而所谓“游戏”或许亦应随心所欲，而非“为游戏而游戏”。虽然文学创作很多时候难免受到一些当代思潮的影响，但大可不必将自我拘束于特定的文学理念或审美范式，不必用某种风格或流派来框限自己。不要为了追求自由，反被“自由”所拘。对于特定文学思潮或评审标准的刻意迎合，未必就比对于大众与通俗趣味的迎合更加可贵。也许写作是为了陶冶“文心”，而“文心”的意义，在于以一种审美之眼来洞察宇宙。因此写作之修炼亦为心灵之修炼，近乎某种宗教信仰，在写作的状态中对世界产生一些难以名状的了悟，获得一些超越现实凡俗的终极愉悦。也许这样的说法会遭到现实主义者的批评，然而在我看来，“文心”之涵养，可以是“为己之学”，也能是“为人之学”。因为无数“个体”的总和，就是整个“社会”。如果“文格”即“人格”的理想前提能够成立，则“文心”即为“人心”，将之推及外部社会，则一个“文学”的社会，应能成为一个道德的和善社会。想起龚师鹏程尝称“文学性”的根源在于孟子所谓“良知”，或许亦有此意。由此看来，文学的真正困境在于丢失了原初的“善端”，惟有驻守，方能行远。倘若迷于文之声色，毋宁归返无文之初。东坡论文云：“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所以想写即写，写你所欲写，行止由心。至于什么高雅低俗，什么主义、什么流派，就留待历史来评价吧——何况历史书写也是一种人为的建构，没有人能够握有绝对的论断之权。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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