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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是苏轼贬居海南儋耳时所作的〈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年)4月19日从惠州贬至儋州,转眼已近两年。 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农事将兴。“春牛春杖”即民间“打春牛”习俗。古人以土塑春牛,在立春日执杖象征性鞭打,寓意催促农耕、祈愿丰年,揭开一年春耕序幕。 海南临海,春风自海而来,浩荡开阔。桃花鲜红,仿佛春神染就,明丽动人。立春之日,农家门前挂春旗,插春胜。一阵春风吹来,酒意顿醒。儋耳虽为天涯贬所,却不见凄清。杨花随风翻卷,如雪纷扬,满目皆春,轻盈而有生气。 海南四季变化不若华北分明,但是所谓春意,原本关乎感觉,尤关乎心境,习俗、海风、花开都是触媒。春节时读此词,仿佛听贺岁曲,胸中自有畅意。 短短44字,“春”字五见,确实显眼,但毫不堆砌或拗口,反而自成章法。每一个“春”字,如节拍般敲落,将春意层层推开,不仅是迎暖驱寒,更是一种抗愁、抗苦、抗天涯孤绝的心声。 苏轼前半生科场得意,仕途顺遂。历官杭州、密州、徐州,皆有施展空间,及至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命运骤然转折,自此坎坷相随,断续获罪。 至惠州时,自觉已贬无可贬,心气渐平,看淡进退荣辱,只愿在力所能及处为百姓尽一分心力,终老岭南。他父母过世多年,两位妻子和红颜知己朝云相继过世,尘缘渐薄,锋芒亦敛。他收起议论之锋,甘作一方小官,与儿孙相守,以惠州为归宿。 一道敕书,再贬海南儋州,才是生命最后一劫。长子苏迈、次子苏迨都愿相随,几经商议,由三子苏过陪父渡海。他60岁,启程时,他说家人在江边哭得撕心裂肺,早已把这次远行当成永诀。茫茫海上仿佛“魑魅”在前方等候,他怎么可能平安生还? 海南素被视为瘴疠蛮荒之地,黎汉杂居,官员被贬至此,仅次于死刑。苏过弃妻小、弃前程,陪伴“罪臣”老父远赴生死未卜之境,苏轼心中自有歉疚。 强大内心的气壮 丙午大年初二,我忽生新春之怀,抄录与我祖籍地海南有关的〈减字木兰花〉一遍,又从书架取出黄玉峰《东坡海南游》。首章即写苏过三年侍侧,不离不弃,父子相依,其情深厚,读之动容。 书中第三章谈苏轼在海南所结交之人。昌化军史张中敬仰苏轼。彼时苏轼虽挂“琼州别驾”虚衔,却受“三不”禁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张中非但未加监管,反命人修缮驿站,让苏轼有居身之所。苏轼政敌不少,新党吕升卿欲置他于死地,遣董必察访岭南,逼其迁出寓所,张中亦遭弹劾,贬雷州监司。 还好苏轼人缘极佳,初到海南即认识不少名士,黎子云是其中施以援手朋友,他让无家可归的苏轼父子暂住黎家。后来苏轼倾尽储蓄购地,却无余钱建房,桄榔林中的茅舍,乃黎子云等十余人伐竹割茅、铺草搭架而成,名曰桄榔庵。如今是儋州中和镇旅游景点。 苏轼面对逆境的态度启发无数人。《东坡海南游》利用苏轼在海南的各种资料继续在这方面做有意思的探讨。瘴气、毒雾、寒风、浊水,海南不宜居的传闻,苏轼早已知悉。渡海前他给家人留言: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 恐惧一直都有。但居久之后,他对传闻生疑。“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岁者不论也。”潮湿炎热诚然不假,短命却未必,其中他结交的王公辅不只鹤发童颜,又能喝酒,此人据说享龄一百零六。他在〈石钟山记〉感叹说没有亲身经历,不该“臆断其有无。”这种为海南水土辩诬之言,我读后尤觉亲切。 真正可贵的,是他随遇而安的本性。林纾说不管是惠州、儋耳,“皆万无不死之地,而东坡仍有山水之乐。”苏轼喜欢陶潜,但若二人易地以居,林纾说苏轼不死,陶潜必死:“陶潜虽有夷旷之思,而诗中多恋生恶死之意。东坡气壮,能忍贫而吃苦,所以置之烟瘴之地,而犹雍容。” 黄玉峰引林纾的话后补充说,所谓“气壮”,指的是“强大的内心”,逾越权势和金钱,就不会恐惧命运的捉弄和他人的倾轧,也不会陷入贪婪、痴念的泥潭,苏轼“把沉重的苦难付诸一笑,轻轻地放下,反而更加深了一层对生命的理解。” 春节抄〈减字木兰花〉,与其说是顺应年俗,不如说是自勉,或为自己养些心气。纵在天涯,亦有无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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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蔡元培被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推荐下,在上海主持《新青年》编务工作的陈独秀受邀担任文科学长。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也名列在内。这些年轻教授有抱负,想施展却找不到方向。摸索之余,“他们忽然感到清凉了,爽快了,豁然开朗了。他们兴奋的互相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感到有阵风来了,那是东风。东风来了,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高中时读李敖〈播种者胡适〉,茅塞顿开。“东风来了”一句,让我心潮澎湃。1917年9月,胡适到北京大学教书。“蔡校长仔细看了看他,然后露出高兴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他最需要的酵素,他立刻喜欢了这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李敖这么写。 东风即春风。陈之藩写胡适时用书名《在春风里》,形容后者风范。9篇纪念文章中,5篇以胡适给他的信作内容。1947年,陈之藩大学三年级,在广播里听到胡适演讲后,给胡适写信,表达其中不同意见。胡适很快回信,此后通信不断。陈之藩形容胡适“没有进亦忧,退亦忧,他是进亦乐,退亦乐。他看到别人的成功,他能高兴得手舞足蹈,看到旁人的失败,他就援救不遑。日子长了,他的心胸,山高水长,已不足以形容。”胡适写信都有年份,省得后人考证麻烦。陈之藩若疏忽年份,收到回信必是“不要忘了写年”。 让人如沐春风的智者世间不缺。遇上最好,遇不上则从书斋中填补遗憾,从他人文字感受人间美好一面。蔡元培和陈独秀长胡适不少,陈之藩比胡适年轻几十岁。思维开阔始终是前提,情谊不一定从同辈中取得,忘年之交所散发的人性光芒,一样让人读得津津有味。 虎年一过,就是兔年。胡适属兔,所以想起他。胡适初到北大,不足27岁。个人学养与才华,是他名满天下的凭藉,但是蔡元培和陈独秀对他的知遇,却为五四运动增添温情。陈独秀在蔡元培去世后有感而发:“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蔡元培和陈独秀也属兔。胡适出生于辛卯1891年12月17日,被称小兔子。陈独秀出生于己卯1879年10月9日,为二号小兔子。蔡元培出生于丁卯末1868年1月11日,是老兔子。胡适随陈独秀的话戏称“北大是由于3只兔子而成名的”。 无意中背熟胡适的诗 胡适眼中的蔡元培德高望重,无权位欲,无名利心,雅量让人难忘。掌校北大后,采取新旧俱罗,兼容并蓄方针。当时新旧之争不断,非常热闹。胡适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其中不乏国学根底深厚者。只看胡适几篇文章就断定他为人中豪杰,蔡元培胸襟之大,至今熠熠。陈独秀推荐胡适,慧眼一样独特。1916年底,在美国读书的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寄到《新青年》,发表在第2卷5期上,紧接下来一期,陈独秀刊出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声援胡适,铿锵有力的话是这一段:“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胡适“暴得大名”,陈独秀是始作俑者。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3人都和政治牵扯不断。蔡元培表面文质彬彬,温和宽厚,但是革命情怀一贯始终,该离开书斋时就不躲于人后。陈独秀为人满腔热血,有不羁之才,从不缺席轰烈运动。胡适为人冷静,虽然强调容忍,却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座右铭。3人除了在学术研究上有争议,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常归向不同阵营,彼此不会强求对方,不曾影响友谊。 “山下绿丛中/露出飞檐一角/惊起当年旧梦/泪向心头落/对他高唱旧时歌/声苦无人懂/我不是高歌/只是重温旧梦。”李敖在〈播种者胡适〉篇首引胡适〈旧梦〉,这是胡适在另一个兔年,丁卯1927年7月所写。余光中在《左手的缪思》中引此诗说胡适在诗史上重要性“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他认为台湾“几乎任何新诗人的作品都超越了《尝试集》”,又说“不该把他的新诗登了又登”。李敖不会同意余光中看法,他引过几次,应该是喜欢这首诗的。 确实不必一刀切。胡适有不少诗的意境让我读后难忘,也无意中背熟。春节到了,写字送给和我一样兔年出生的同学。兔年来了又走,走了再来。梦虽旧,有梦还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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