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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耀明 / 金庸与《明报月刊》的文化传奇

1966年的那个1月，当第一本《明报月刊》在香港面世时，没有人能预见她的未来。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她依然在那裏，每月如期而至，像一轮皎洁的明月，静静照耀着华人世界的文化天空。金庸曾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希望这本刊物，能够成为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园地，成为沟通世界各地华人文化的桥樑。”这个愿望，早已实现，相信也会传承下去。 1966年的那个1月，当第一本《明报月刊》在香港面世时，没有人能预见她的未来。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她依然在那里，每月如期而至，像一轮皎洁的明月，静静照耀着华人世界的文化天空。金庸曾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希望这本刊物，能够成为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园地，成为沟通世界各地华人文化的桥樑。”这个愿望，早已实现，相信也会传承下去。 1966年的香港，电车在铜锣湾礼顿道的弯道上当当驶过，车声嘈杂中，那是旧唐楼一间三百多呎的小小编辑部里，4个人的梦想正在静静萌芽。那时的查良镛，尚未成为万众读者心仪神枱上的“金庸”，他只是一个怀着赤子之心的文人，决意要在狂飙的时代中，为中国文化点亮一盏不灭的灯。谁能想到，这盏灯一亮就是大半个世纪。它不仅照亮了香江之畔，更照亮了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以性命相搏的宣言 “当年下决心出版这本杂志的时候，我是决定把性命送在这刊物上的。” 多年后，金庸在《明报月刊》四十周年纪念号上写下的这段话，迄今读来仍让人心头震颤。1966年，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内地“文化大革命”的烽火刚刚燃起，一股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暴席卷神州。在这样的历史关口，一个香港文化人做出了惊人的决定——创办一份纯粹的文化杂志，以“独立、自由、宽容”为信条，与毁灭文化的狂潮“对着干”。 “人总是要死的，为了中国文化而死，做个读书人，心安理得。”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对自身使命的清醒认知。金庸深知，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样一份刊物意味着什么。但他义无反顾。早期《明月》的编辑部设在礼顿道二号A唐楼的二楼，简陋而逼隘。总编辑金庸，编辑许冠三、丁望，助理编辑兼校对王世瑜，4张办公桌挤在一起，每天伴随着电车的当当声埋首编务。倪匡是常客，每天下午从百德新街踱步而来，在靠墙的小桌上奋笔疾书，写完私稿便嘻嘻哈哈地离去。就是这样一个简朴得近乎寒酸的团队，却开创了华文世界一份传奇刊物的历史。这份决心，让我想起金庸笔下的郭靖死守襄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是这一次，大侠坚守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根脉！ ■名牌西装背后的文化远见 1991年，我第一天到《明报月刊》上班，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金庸的办公室，问了一个许多人都想问的问题：“为什么要办一本亏本的文化杂志？” 金庸的回答简洁而富有深意：“我是想替明报集团穿上一件名牌西装。” 这句话，令我当时似懂非懂。直到后来明报集团上市，有一次我陪金庸赴广州，才有机会真正理解这位老板的远见。金庸告诉我：“明报上市时，每股实质资产只有两毫钱——不过是北角那幢旧明报大厦。但一上市，股价便跃升二元九角，多了近15倍的价值。这多出来的，就是文化的价值，品牌的价值。” 这就是金庸的过人之处。他比任何人都更早懂得：文化是无形财产，往往比有形资产更有价值。他用一份亏本的杂志，为整个报业集团注入了灵魂，赋予了品格。当其他报纸在商海中随波逐流时，《明报》因为有《明月》这件“名牌西装”，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风骨，成为香港“公信力第一”的报纸。但《明月》的意义远不止于此。金庸曾说，这本杂志要成为海外华人文化精英沟通的桥梁。在那个两岸三地隔绝的年代，香港这个自由开放的地方，身处边缘的角落，《明月》以一己之力，维系着中华文化的血脉。她发表两岸作家无法在当地发表的作品——陈若曦的伤痕文学、聂华苓被台湾腰斩的《桑青与桃红》，无名氏在内地无法发表的《金色蛇夜·续编》等都在这里得以完整呈现。她组织学者撰写南海主权的论证文章，为国家利益提供学术支撑。她出版《中共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三百多万字，六大卷，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纪录。一本杂志，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与尊严。 ■群星灿烂的人文精神 “《明报月刊》的作者几乎包括了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各家各派人士，真正可以说得上是‘群星灿烂’”。这是金庸退出明报集团后所作出的评语，颇为剀切。翻开《明月》的顾问名单，就是一部当代华人文化名人录：白先勇、余英时、李泽厚、李欧梵、余光中、金耀基、王蒙、高行健、夏志清、杨振宁、饶宗颐、刘再复、聂华苓……这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构成了《明月》最宝贵的财富。白先勇说，《明报月刊》“树立了一种特有的人文精神。直到现在，她的优良传统都得以薪火相传，一直是世界华文读者的重要精神粮食”。余英时则深情回忆：“我一生投过稿的报刊不计其数，但始终觉得《明月》最令我有亲切之感。自由、独立、中国情味大概是我对《明报月刊》最欣赏的几点特色。” 这份“中国情味”，正是《明月》的灵魂所在。她不是任何势力的传声筒，不依附于任何政治立场，只忠于文化本身，只服膺于真理与良知。正如香港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兼容不同的见解，还要表现客观的立场。1993年，当中英关系紧张时，《明月》做了一个特辑，同时邀请时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和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撰稿，让读者看到不同的见解，却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不希望香港走向危险的边缘。这种中性的价值观，这种兼容并蓄的胸怀，正是金庸武侠世界中“海纳百川”的侠客精神的真实写照。 ■一张手写聘书的温度 1991年的一天，我接到董桥的电话：“查先生要见你。” 我诚惶诚恐地走进北角旧明报大厦的办公室，金庸与董桥已坐在那里。寒暄过后，金庸让我稍候，自己走到办公桌前伏案书写。空气静寂了约半小时，金庸起身走来，亲手递上一份墨香扑鼻的聘书——手写的，从内容到签名，一笔一画都出自金庸之手。 “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写聘书，而且出自大家之手，岂能不为之动容？！” 这份聘书的特殊之处，还在于金庸特意写明，除总编辑职务外，还要我兼任总经理。他知道我在纽约大学（NYU）曾攻读出版管理和杂志学。两年后《明报》上市，我才幡然醒悟：金庸是希望我在文化与市场之间取得平衡。这份细腻的用心，正是金庸作为卓越领导者的过人之处。金庸退休后所写的文章，几乎都交给《明月》独家发表。金庸未卖明报集团时，每期《明报月刊》出版，都会通读一遍，发现错字别字，便亲自写字条提醒。日理万机的报业钜子，对一份本文化杂志的用心之深，令人动容。有一幕场景，至今深深烙印在我记忆中。世纪之交，我与曾敏之先生策划了香港作家联会与北京大学合办的“二〇〇〇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会议休息的间隙，金庸讪讪地走到我身边，低声说：“潘先生，谢谢你替我做了许多事。你离开出版社的事，当时处理很不当，你受了委屈，为此，我表示歉意。” 金庸所指的“委屈”，说来话长，1994年金庸卖了明报集团。他写的武侠小说于1975年已经告一段落。他当时雄心勃勃，想专心写历史小说。他让我辞掉《明报月刊》，到他自己创办的明河出版有限公司当总经理兼总编辑，让我策划一本历史与文化杂志，他创作的历史小说得以在这本杂志连载。并与我签了5年合约。我于1995年4月1日上班，他却于同年3月22日因中风入养和医院。医生发现他的血管严重阻塞。后来他动了心脏手术，手术不是很顺利。他在医院呆了大半年。他出院后再写不出历史小说，因为历史小说要做大量历史资料的考证，囿于精力所限，他已经无能为力。我处于尴尬时期，我只得辞职，重返明报集团。当时我主动的辞退，公司并没有作出任何善后，有点不欢而散。不善言辞的金庸，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了最真挚的情感。那一刻，我发现他不仅曾是我的上司、老板，更是一位可敬的忘年交。 ■成功的秘诀：用人不疑的智慧金庸的成功，绝非偶然。他是成功的作家、成功的报人、成功的企业家，这样的三栖传奇，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也很可能绝后，他的成功秘诀何在？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这8个字，是金庸用人的核心哲学。他深谙用人唯贤的道理，一旦找到所器重的人，便委以重任，放手让其发挥。早年创办《明报》，他大胆起用只有中学毕业的潘粤生做主编，只因欣赏他的干练、文章和幽默感。金庸与潘粤生、沈宝新组成的铁三角，合作无间，共同造就了一番传媒事业。《明报》创刊三十周年时，金庸亲笔撰文〈儒雅风趣的潘粤生〉，对这位老搭档不吝赞美之词。但金庸的成功，远不止于用人之道。他对新闻的理解，同样独到而深刻。他提出副刊“五字真言”：短、趣、近、物、图。文章要短，像林语堂说的“演讲要像少女的超短裙，越短越好”；要有趣，新奇轻松，妙趣横生；要近，贴近新闻，贴近时代；要物，言之有物，读之有所得；图要少而精，活跃版面，画龙点睛。这五字真言，至今仍是报纸副刊的金科玉律。他还教导后辈：“要杂不要专，知道的事愈多愈好，‘专’是不足够做报纸的。”他深谙读者需要，他既是文化人，也是“立体的新闻人”。但他最核心的理念，始终是传媒要有文化理念，是社会公器，具有引导读者的功能。这一点，从《明报》到《明月》，从未改变。 ■文化的价值，永恒的明月今天的香港，媒体竞争激烈，庸俗化、功利化的倾向令人担忧。甚至有人慨言“香港是文化沙漠”，相信只要包括《明报月刊》等的存在，就没有人会这样说。金庸已逝，但他留下的《明月》依然皎洁。60年来，她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变幻，承载了几代华人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情怀。从最初对抗文化浩劫的决绝，到后来探讨学问、传播思想的从容，她始终坚守着“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金庸本身是成功的报人、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作家。加上他有强烈的文化理念，他重视通过文化的品牌、文化的包装来提升企业的影响和地位。这些成功的业绩，是过去的人所没有的，中国历史上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我看也不会有。五百年内不会再有第二个金庸。五百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尺度。但文化的传承，本就是一场跨越世纪的接力。金庸用《明报月刊》点燃的火炬，无论媒介如何变化，无论时代如何更迭，相信那盏灯还亮着，中华文化的血脉就不会断绝。倪匡曾预言：“新金学”必将超越“旧金学”，这不只是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更是对金庸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从《金瓶梅》到金庸，从“旧金学”到“新金学”，我们看到的是一部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历史。记得莫言访港时，曾三度赞扬金庸的武侠小说。他说，几乎有华人的地方、有井水的地方，都有金庸的读者。他还说，金庸的作品是香港文学值得骄傲的地方，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以“纯文学”的傲慢轻视大众文学，反而真诚嘉许，这份胸襟，正是金庸作品能够跨越雅俗、感动人心的最好注脚。而《明报月刊》，则是金庸留给这个世界的另一份礼物。她不像武侠小说那样拥有众多读者，不像《明报》那样有广泛的流量，但她承载的，是金庸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最深沉的文化情怀。 1966年的那个1月，当第一本《明报月刊》在香港面世时，没有人能预见她的未来。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她依然在那里，每月如期而至，像一轮皎洁的明月，静静照耀着华人世界的文化天空。金庸曾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希望这本刊物，能够成为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园地，成为沟通世界各地华人文化的桥梁。”这个愿望，早已实现，相信也会传承下去。今夜，当我阖上手中的《明报月刊》，仿佛又看到那个在电车弯道旁的小小编辑部里，4个身影埋头编务，窗外传来当当的车声。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创造历史。他们只知道，为了中国文化，做个读书人，心安理得。这份心安理得，正是金庸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更多文章：潘耀明.华语世界的筑梦者和实践家——怀念兼具文化情怀和企业担当的张晓卿先生张启川 / 金庸小说及各版本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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