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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幽默

少有纯文学作家如刘震云,在流媒体和影音平台上有许多不同侧面碎片,在年轻世代间流传,松动文学身分的肃穆脊椎,用机锋冷幽默为冰斧,破冰影音世代与严肃文学的壁垒。 报道:本刊特约 陈燕棣 摄影:本报 黄玲玲 刘震云第二次来马,在不算广沃、几近冷僻的文学偏域城市,海外华文书市文学讲座却挤满背景各异的观众。问答环节时大众踊跃举手,发言不一定攸关文学,有乡愁的倾诉、子女未来探路,也有以别的名家(莫言)为题,半玩笑挑衅的趣问,还有一个随年轻儿子而来的母亲,问小说家,其人其作品,何者更有魅力?观众不聊文学奥义,似乎也不若求索者渴求解套,小说家从容智巧的回应,半满足观众追星心态,半若友伴般聆听杂聊,这样的素朴身姿已然无需作答——作家其人与作品,在不同分层的读者群体中,都各有魅因,而那多半是,生活的,也是文学的,幽默的赋魅。 荒谬的幽默来自生活里的哲学 以幽默著称,但刘震云作品里的幽默,是生活淬毒、腌浸过酸苦,想哭却莫名笑了出来,无法一眼望穿海底的,荒谬中的道理。写人物、写幽默,之于他,是荒谬生活里哲学的反推。 作家先以浅显的网络爆梗为例——油条涨价,因为牛肉涨价了;卖油条的爱吃牛肉,所以调高油条售价。“牛肉涨价关乎这个油条什么事啊,是吧,这有道理吧?”看似荒谬的“道理”,他笑说,“用哲学的反推”,一切又合理了,荒谬是生活的底层逻辑,世界在奇怪的拐弯处相连,空降幽默,“这个幽默有时候就是从道理背后那个东西给产生的。” 这些反推的幽默,是拴系人与人关系的生活,“你光语言的幽默没用,耍贫嘴说脱口秀可以,说相声可以,但是对文学作品没用。”他说,人物关系的幽默、背后道理的幽默,才是深层的幽默——文学的幽默。 一如《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想到桃林上吊,绳子搭在树上,扫下一地桃花,像个凄丽的结局,但桃林主人出来劝阻——桃林死了人,桃子就滞销,真的想寻死,不如到对家的果园去。 一场悲戚的死亡谋划,撞上写实的生意算盘,“这个说得很正常嘛,但是这种人为结果,就形成幽默了。”看似合理且写实,却也异常荒谬,行到水穷处,幽默横空出世,文学诞生了。 生活兵荒马乱,但小说能指认出道理的经纬度,“有时候文学中的作品,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它跟生活中不一样的,它可能会有道理和哲学的含量。”这样的幽默即便翻译成不同语种,纵使“这里面道理挺深奥的”,但也是普世能懂,因为这样的幽默,既深入,也浅出,小说家补充,“凡事的话,道理的幽默,它放射出来的,反倒是最浅显的”。 比如李雪莲一状告了20年,逢大事就闹,公家单位怕了她,处处盯瞧,后来她到东北奔丧,回程遇上春运,买不到车票,“那怎么办呢?她突然在北京站举了个牌子”,告状牌一举,警察立马出动,派人把她送回老家。 刘震云分析,“那大家看到这,都笑嘛,不复杂,但里面的原因很复杂,这个道理——有时候越深入,有时候可能会越浅出,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哲学。” 小说中每个存在皆平等 评论定义刘震云,常以“书写小人物的作家”归位,但他纠正:“生活中有小人物,我作品里没有。”那些活得窝囊、琐碎、被生活来回抽打,又犟又苦的群体,似乎活着就该属于“小人物”阶层,但对他而言,“他们可能在生活中是小人物,但是到我作品里的话呢,他都是大人物。” 他举《一地鸡毛》的小林为例,“他最大的特点是,今天跟昨天一样,明天跟今天又一样”,乍看之下,“确实街上每一个人物都是这么生活的”。这个仿如芸芸众生里复制粘贴的小个体,对世界事物秩序排位,有他自己的认知,“他的认识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他认为他们家豆腐馊了,比电视里八国首脑峰会更重要,这一点的话,他就不是小人物。” 琐碎的日常也能撑起一部史诗 在不同的生命价值里,真正形构人生的,或不是世人眼中宏大的事,而是那些细小、黏滞、日复一日的琐碎细项。 《咸的玩笑》中,主角杜太白一辈子没去过巴黎纽约伦敦,却为儿女侄子取名“巴黎、纽约、伦敦”。这看似玩笑的名字,原型真有其人,脱胎自家乡表弟的孩子,刘震云取此生活惊艳创念,赋予角色看似普通,实则也不普通的“大人物”境遇:巴黎是个修车老板,娶了大20岁的老师,刘震云说,“跟马克龙一样”,巴黎跟法国总统一样不畏世俗目光,是小说家赋予的“大人物”壮举;纽约喜欢女生,公开出柜,在延津小城不畏议论,也如大人物般“大胆”。 这些“大人物”行径,若位移欧洲,则“在纽约不大,在巴黎不大,但因为写的是延津嘛,那它确实就大了。”文学重新排位人物生活的大小位阶,照见他们在底层里破格的挣扎与勇气。 而小说家的可贵,或在他从不俯视这些日常。 “作者写每一个人物,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小人物来写,那首先采取的就是居高临下的态度,一定就是写得会特别的幼稚。” 生活有阶层之分,小说中每个存在皆平等,“这些生活中的阶层,到了文学作品中,不一定代表他们见识,地位高的人见识并不一定高。”这些长相普通、汲汲营营,随时会被时代吞没的人,他们的烦恼,都和总统的烦恼一样巨大;每个人的执念,也如大人物般,足以撑起一部史诗。 “生活中的大人物,他们有好多事,你觉得不可笑吗?你看一看各国的总统,也很可笑啊,而且他们的做法不幼稚吗?很幼稚,但也成立啊,这不也是幽默和喜剧吗?” 替人物发声不一定是好事 之于小说家而言,创作者对人物的喜欢,奠基了写作的初衷。 “其实真正的作者,要写这个人物的话呢,他是非常喜欢这个人物、非常热爱这个人物、非常赞同他的认识。当然这样的人物,未必都是正面的人物。哪怕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人物,这个恶贯满盈和生活中的流氓,也是不一样的。” 他说,“这是一个作者创作的开始。” 他看人物众生平等,不定义谁可悲、不煽情怜悯、不批判谁该死,稀释知识分子、造物者的高处俯瞰与优越感,也甚至,不“替他们发声”。 他打趣说,美国总统帮人说话,是“真管用”,作家可不一定,“没谁需要你帮他说话”。比起替人物发声,他更重视聆听,那些生活中想不到、想不通,以及“被生活落下的那些道理,可能在你的书里出现了。” 发现这些崎岖生活里的洞见道理,或人与人摩擦迸发的幽默,是聆听。 小说家说,有一次到访阿姆斯特丹交流,荷兰女读者分享说:她原以为中国人“跟兵马俑一样,面无表情,不会说话,也不敢说话”,但李雪莲坚持了20年的告状,改变了她对中国的看法。而让她动容的是,李雪莲为了名声申述20年,但无人听其说话,她只能对家里的牛说话,女读者说,“这头牛听她说话的时候,还有一头牛也在那听她说话”,另一头听人话的牛,即是作者刘震云。 他聆听这些底层的声音,没有咆哮嘶吼他们的苦难,也不浪掷慈悲和批判。在他看来,人物间的纠葛关系,“会有一些量子的纠缠”,书中人物的悲喜际遇,“有时候是人物结构自己衍生和演变出来的。它并不是不合理,如果不合理的话,你硬是这么组织人物关系的话,那这个作品会非常失败。” 是以作者、生活中的人物与作品中的人物,形塑他口中的“哲学的关系”,因为“生活中的人物永远成不了作品里的人物。作品里的人物跟生活中的人物,看似是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中间的话,它就有另外一个哲学关系,就是作者。” 不用刻意观察生活 位居其中斡旋的作者,时刻聆听,让道理在小说中诞生。但跟大众想像的不同,刘震云不刻意观察生活,因为,“生活自然会走向你”。“我没有刻意的要去观察生活,要去跟好多人聊天,要得到素材来写小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太功利了,太刻意了,一定写不出好作品。” 生活从不跟人商议,它时刻扑面而来,“你就是拒绝生活,生活也会扑面而来,生活是走向你的,不是说你走向不走向生活。”他分享,到访吉隆坡与其他城市,不同语种、宗教、族裔,“无意之中都能学到好多东西,你不用去刻意做什么。” 而从生活航渡到文学,并非随意撷取碎片,他对年轻作者的叮咛是,“懂哲学、多看一些哲学书”,因为“有一句话叫工夫在诗外,光懂文学是写不好文学的。” 那些生活里混浊的善恶、千丝万缕的关系,需要哲学梳理其中的奥义,“哲学非常重要,哲学是要把这个世界给说明白”,这即是他广为大众流传的精辟见解: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 更多【人物】: 中国悬疑小说教父蔡骏/创作的唯一准则,永远要有新东西 翟浩然 /用文字和影像,带读者重温香港影视的黄金岁月 从三星餐厅走出来,蔡都毅Toraik Chua用料理代表身分
2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