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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刘震云／我的作品里没有小人物

少有纯文学作家如刘震云，在流媒体和影音平台上有许多不同侧面碎片，在年轻世代间流传，松动文学身分的肃穆脊椎，用机锋冷幽默为冰斧，破冰影音世代与严肃文学的壁垒。报道：本刊特约陈燕棣摄影：本报黄玲玲刘震云第二次来马，在不算广沃、几近冷僻的文学偏域城市，海外华文书市文学讲座却挤满背景各异的观众。问答环节时大众踊跃举手，发言不一定攸关文学，有乡愁的倾诉、子女未来探路，也有以别的名家（莫言）为题，半玩笑挑衅的趣问，还有一个随年轻儿子而来的母亲，问小说家，其人其作品，何者更有魅力？观众不聊文学奥义，似乎也不若求索者渴求解套，小说家从容智巧的回应，半满足观众追星心态，半若友伴般聆听杂聊，这样的素朴身姿已然无需作答——作家其人与作品，在不同分层的读者群体中，都各有魅因，而那多半是，生活的，也是文学的，幽默的赋魅。荒谬的幽默来自生活里的哲学以幽默著称，但刘震云作品里的幽默，是生活淬毒、腌浸过酸苦，想哭却莫名笑了出来，无法一眼望穿海底的，荒谬中的道理。写人物、写幽默，之于他，是荒谬生活里哲学的反推。作家先以浅显的网络爆梗为例——油条涨价，因为牛肉涨价了；卖油条的爱吃牛肉，所以调高油条售价。“牛肉涨价关乎这个油条什么事啊，是吧，这有道理吧？”看似荒谬的“道理”，他笑说，“用哲学的反推”，一切又合理了，荒谬是生活的底层逻辑，世界在奇怪的拐弯处相连，空降幽默，“这个幽默有时候就是从道理背后那个东西给产生的。” 这些反推的幽默，是拴系人与人关系的生活，“你光语言的幽默没用，耍贫嘴说脱口秀可以，说相声可以，但是对文学作品没用。”他说，人物关系的幽默、背后道理的幽默，才是深层的幽默——文学的幽默。一如《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想到桃林上吊，绳子搭在树上，扫下一地桃花，像个凄丽的结局，但桃林主人出来劝阻——桃林死了人，桃子就滞销，真的想寻死，不如到对家的果园去。一场悲戚的死亡谋划，撞上写实的生意算盘，“这个说得很正常嘛，但是这种人为结果，就形成幽默了。”看似合理且写实，却也异常荒谬，行到水穷处，幽默横空出世，文学诞生了。生活兵荒马乱，但小说能指认出道理的经纬度，“有时候文学中的作品，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它跟生活中不一样的，它可能会有道理和哲学的含量。”这样的幽默即便翻译成不同语种，纵使“这里面道理挺深奥的”，但也是普世能懂，因为这样的幽默，既深入，也浅出，小说家补充，“凡事的话，道理的幽默，它放射出来的，反倒是最浅显的”。比如李雪莲一状告了20年，逢大事就闹，公家单位怕了她，处处盯瞧，后来她到东北奔丧，回程遇上春运，买不到车票，“那怎么办呢？她突然在北京站举了个牌子”，告状牌一举，警察立马出动，派人把她送回老家。刘震云分析，“那大家看到这，都笑嘛，不复杂，但里面的原因很复杂，这个道理——有时候越深入，有时候可能会越浅出，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哲学。” 小说中每个存在皆平等评论定义刘震云，常以“书写小人物的作家”归位，但他纠正：“生活中有小人物，我作品里没有。”那些活得窝囊、琐碎、被生活来回抽打，又犟又苦的群体，似乎活着就该属于“小人物”阶层，但对他而言，“他们可能在生活中是小人物，但是到我作品里的话呢，他都是大人物。” 他举《一地鸡毛》的小林为例，“他最大的特点是，今天跟昨天一样，明天跟今天又一样”，乍看之下，“确实街上每一个人物都是这么生活的”。这个仿如芸芸众生里复制粘贴的小个体，对世界事物秩序排位，有他自己的认知，“他的认识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他认为他们家豆腐馊了，比电视里八国首脑峰会更重要，这一点的话，他就不是小人物。” 琐碎的日常也能撑起一部史诗在不同的生命价值里，真正形构人生的，或不是世人眼中宏大的事，而是那些细小、黏滞、日复一日的琐碎细项。《咸的玩笑》中，主角杜太白一辈子没去过巴黎纽约伦敦，却为儿女侄子取名“巴黎、纽约、伦敦”。这看似玩笑的名字，原型真有其人，脱胎自家乡表弟的孩子，刘震云取此生活惊艳创念，赋予角色看似普通，实则也不普通的“大人物”境遇：巴黎是个修车老板，娶了大20岁的老师，刘震云说，“跟马克龙一样”，巴黎跟法国总统一样不畏世俗目光，是小说家赋予的“大人物”壮举；纽约喜欢女生，公开出柜，在延津小城不畏议论，也如大人物般“大胆”。这些“大人物”行径，若位移欧洲，则“在纽约不大，在巴黎不大，但因为写的是延津嘛，那它确实就大了。”文学重新排位人物生活的大小位阶，照见他们在底层里破格的挣扎与勇气。而小说家的可贵，或在他从不俯视这些日常。 “作者写每一个人物，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小人物来写，那首先采取的就是居高临下的态度，一定就是写得会特别的幼稚。” 生活有阶层之分，小说中每个存在皆平等，“这些生活中的阶层，到了文学作品中，不一定代表他们见识，地位高的人见识并不一定高。”这些长相普通、汲汲营营，随时会被时代吞没的人，他们的烦恼，都和总统的烦恼一样巨大；每个人的执念，也如大人物般，足以撑起一部史诗。 “生活中的大人物，他们有好多事，你觉得不可笑吗？你看一看各国的总统，也很可笑啊，而且他们的做法不幼稚吗？很幼稚，但也成立啊，这不也是幽默和喜剧吗？” 替人物发声不一定是好事之于小说家而言，创作者对人物的喜欢，奠基了写作的初衷。 “其实真正的作者，要写这个人物的话呢，他是非常喜欢这个人物、非常热爱这个人物、非常赞同他的认识。当然这样的人物，未必都是正面的人物。哪怕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人物，这个恶贯满盈和生活中的流氓，也是不一样的。” 他说，“这是一个作者创作的开始。” 他看人物众生平等，不定义谁可悲、不煽情怜悯、不批判谁该死，稀释知识分子、造物者的高处俯瞰与优越感，也甚至，不“替他们发声”。他打趣说，美国总统帮人说话，是“真管用”，作家可不一定，“没谁需要你帮他说话”。比起替人物发声，他更重视聆听，那些生活中想不到、想不通，以及“被生活落下的那些道理，可能在你的书里出现了。” 发现这些崎岖生活里的洞见道理，或人与人摩擦迸发的幽默，是聆听。小说家说，有一次到访阿姆斯特丹交流，荷兰女读者分享说：她原以为中国人“跟兵马俑一样，面无表情，不会说话，也不敢说话”，但李雪莲坚持了20年的告状，改变了她对中国的看法。而让她动容的是，李雪莲为了名声申述20年，但无人听其说话，她只能对家里的牛说话，女读者说，“这头牛听她说话的时候，还有一头牛也在那听她说话”，另一头听人话的牛，即是作者刘震云。他聆听这些底层的声音，没有咆哮嘶吼他们的苦难，也不浪掷慈悲和批判。在他看来，人物间的纠葛关系，“会有一些量子的纠缠”，书中人物的悲喜际遇，“有时候是人物结构自己衍生和演变出来的。它并不是不合理，如果不合理的话，你硬是这么组织人物关系的话，那这个作品会非常失败。” 是以作者、生活中的人物与作品中的人物，形塑他口中的“哲学的关系”，因为“生活中的人物永远成不了作品里的人物。作品里的人物跟生活中的人物，看似是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中间的话，它就有另外一个哲学关系，就是作者。” 不用刻意观察生活位居其中斡旋的作者，时刻聆听，让道理在小说中诞生。但跟大众想像的不同，刘震云不刻意观察生活，因为，“生活自然会走向你”。“我没有刻意的要去观察生活，要去跟好多人聊天，要得到素材来写小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太功利了，太刻意了，一定写不出好作品。” 生活从不跟人商议，它时刻扑面而来，“你就是拒绝生活，生活也会扑面而来，生活是走向你的，不是说你走向不走向生活。”他分享，到访吉隆坡与其他城市，不同语种、宗教、族裔，“无意之中都能学到好多东西，你不用去刻意做什么。” 而从生活航渡到文学，并非随意撷取碎片，他对年轻作者的叮咛是，“懂哲学、多看一些哲学书”，因为“有一句话叫工夫在诗外，光懂文学是写不好文学的。” 那些生活里混浊的善恶、千丝万缕的关系，需要哲学梳理其中的奥义，“哲学非常重要，哲学是要把这个世界给说明白”，这即是他广为大众流传的精辟见解：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更多【人物】：中国悬疑小说教父蔡骏／创作的唯一准则，永远要有新东西翟浩然／用文字和影像，带读者重温香港影视的黄金岁月从三星餐厅走出来，蔡都毅Toraik Chua用料理代表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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