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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人

最后一次去电台上班后不久,P牌媒体集团便像连根拔起般,彻底搬离那个接通世界酒店(OneWorld)以及万达超大型商场(1 Utama)的土地。原址早已斑驳,前后三十余年,在它熄灯之前也曾光辉。 光辉舞台,这是老录影棚的名字。黑色字母符咒一般,一颗一颗并列贴在银色建筑的额头上——Sri Pentas——再往上仰,便是国旗与州旗无意识在风中飘荡。再高一点,是电视台密密麻麻的黑色玻璃;再高——是对面办公大楼擦得明亮的落地窗;再高,高到毫无退路的时候,就是那永远都像快坍塌下来,壮烈而寡断的蓝天。 这是我等待时的光景。有将近两年时间,我在电台兼职播报新闻。面试那会,贵气的印裔女主管问:Are you a morning person?我近似虚张声势、却又答非所问那样地答:可以。是和可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带种天生的信誓旦旦;“可以”则是尽可能地满足要求。我是或不是都不用紧,最重要的是你得知道:我愿意为了你而改变。难道不像情人间广告语般的誓言?面试,永远有一种奔赴目的而奋不顾身的浪漫。于是后来的夜晚都夭折,我剖腹一般划开凌晨光滑的肚子,发育不健全的睡梦被流走了。我们一起流去早晨5点的高速公路,路很常无端封锁,修缮工人比我们都起得更早;而那些擦肩的车影,都毫无保留地超速。正是这种时刻,夜归和早出仿佛没有什么不一样。 只是都还来不及看到阳光。录音室是个厚实的鱼缸,整座电台则像个阴阴郁郁的水族馆。水压盖顶,轰隆轰隆。监狱般的一扇门连接一扇门,里面有尽头吗?但阳光总在我们抵达不了的远处。泡在久未更换的鱼缸水里编辑早点新闻,时间总像赤焰鬼火在背后追赶。编辑、录音、剪接……最好每粒音都如珍珠般完美无暇,且断句与气息都落在正确的位置。念错重来,但重来可几回? 不知何时起,我似乎着迷于那样的追索,安于做一条牛马,有人鞭也就可以不需理由地狂奔。双目锐利、专注、别无他想。数小时浸泡在失温的水中,忍不住了就到外头晒太阳。一如往常,我就坐在正门口的花圃前,双手握住一杯热美式取暖,仰头看——看有什么会像馅饼一样砸中头颅。就是太阳晒到身上那一下,我才像一碗从冰箱取出的隔夜结膜羹汤,加热30秒,微波震荡旋转,叮——真正醒了过来。 于我,不管来多少次,P台总有一种特别科幻、独留于现世之外的疏离感。尤其是我晒太阳的圆形花圃中央,理应比我还更早来到——一面如遮阳帆布般的白色圆盘斜立,四周牢固在几根黑色金属支架上。仿佛外星人跌落人间的飞盘,没人敢接,也就兀自在原地自问自答。 成群结队的天线、来势汹汹的相机、追赶不及的时间……还有四面八方,仿佛多年在空气中淤积不散的烟味。烟味时而是孤独的,时而是成双成对的。那些抽烟的人,多数都与我一样;抖落的烟灰,一如细碎,把握不住的商品化时间。初生于世,从来没有什么属于我们,唯独那明晃晃的时间。于是我们将其贩卖,换来了一点钱,并以为多少能买回一些称之为生活之类的东西。但实际上,那些买回来的时间都服务于消费;且卖去的光阴里,我们只能不断劳役或等待——心甘情愿,且不能有任何怨言地等。于是在动弹不得的等待中,有人就成群结队地在屋檐下抽起了烟。 那些焦灼的分秒,我最多只是喝咖啡。在电台兼职播报新闻的那段时日,多少有种圆梦的意味。因而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之余,我贪婪地去上了早班,也报了周末两天的班点。彼时,我想要的比起我能要的,永远都更为臃肿。再说,追逐梦想好像总得轰轰烈烈,好像非得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才能用那面目示人——你看,我真的尽力了哦!很多时候,我并不晓得尽力的意味。是咬起来像一块筋道的牛肉?还是一块面包烘烤成型前的面团?它一定难以入口,或味如整人游戏里混杂芥末、酱油、甜醋、辣酱、奶茶,那杯耐人寻味的神奇饮品。 有那么一些无法命名的岁月里,工作成了至高无上的信仰。因为相信它即是最大的那部分——于是当我没有拿到那粒肯定的糖果,便觉得自己是个一无是处的东西。东西,等着被人用红色马克笔在额头上划勾勾。我像个巫师那样,唤起了生活的云雨;时间如冰雹,而我亲手把它们置于火上烤。我就是献祭台上的那只羔羊,目盲而耳背,相信了用工作麻痹所有过于贲张的感官,相信了睡不着觉只是因为还不够用力劳动的说法。无事可做之时,心头发麻,寂寞得慌。于是心里的洞越深,我便继续往里头种下结不出果的树。没有什么东西结出了果。 一个工作地点往另一个地点,还得是开车。早班结束后,人家的上班时间才刚开始;车龙成形,而我游入其中,又准备到下一张办公桌去。冗长的高速公路上,我总无意窥见,车窗背后皆是如出一辙的面貌——梳妆整齐,如整装待发的士兵;唯独那面容却索然无味,似一块块扁平的无糖麦片饼干,干瘪而无趣。我常觉得,一个人开车在路上塞着,恍如被囚在那窄仄而私密,兼默许被窥探的鱼缸录音间里——在还没抵达目的地之前,你哪都不能去。你能听歌、听Podcast、和自己说话。你还只能握着方向盘不明所以地泪流满面。你要自己擦干鼻涕和眼泪,纸巾不够的时候只能狼狈地往衣服抹。时而涓流,时而飞瀑,它们坠落裤面就开起了花。而草木皆兵,明明没有什么东西困住你,但整片明朗的天空好像压在你身上的鬼。鱼缸里的水涌上心头,没过颅顶。你要自己想办法从那些封闭的玻璃里逃出去。 城市里的高楼,尤其是接连老P台的数幢商业大楼,触目可及都是窗户。窗户便是不经修饰的玻璃——有些反射了阳光,有些并不。人流往复,多数身体困在西装里。困着的人要自己找出口。摸黑、撞壁那样地找。就像救护车出现在P台底楼停车场的那天,众人围观;我正坐在花圃晒太阳,耳闻警报声铺天盖地。外籍警卫比手画脚地说,隔壁楼的日本员工突然头脑坏掉那样,不停地,不停地用自己的头撞向玻璃。他说着,自己的头也忍不住示意冲撞。大楼的水压奔涌而出,万达站MRT列车刚好从头上经过。四面八方的轰隆轰隆。 但不消一会,围观的人群也被驱散。彼时正值上班时间,人们回到自己的工位,继续完成每日早已制定好的待办事项。我刚处理好早晨7点的第一段新闻,顺利播出,也就安逸于一段短暂的心无挂碍。 每当我坐在圆形花圃晒太阳,把头往上仰的时候,我总怕有忍无可忍的人就那样毫无声息地跃下。那一阵子,坠楼的新闻铺天盖地;我耳边时不时回荡起救护车临近的鸣笛声,收拾残局一样,灾难现场很快地又回归原状。彻头彻尾的封锁、洗刷、上漆,粉饰的不正是太平?仿佛,灾难是注定要被遗忘的,因为剩下来的人要准备过新日子。留在里边的人呢?便也像是住进了自己的玻璃。 录音室、鱼缸、车厢、办公大楼、购物广场、公寓、学校、家——有得命名的,或无从命名的。我们每日就若无其事地穿梭其中,看见与自己一样面目模糊的人,彼此擦肩而过。两边肩膀,一边炽热,一边冷漠。 下一次再回到P台鱼缸里,也没听谁提起过那个头撞玻璃的日本男子的死活,也许过个两三年,又将成为都市一则猎奇轶事。无从考究的事情,才能轻松且毫无负担地高谈阔论。只是偶尔经过如今荒废的P台鬼楼,渺无人烟,夜晚尚有几盏没被带走的灯火。我忍不住会想,那天被撞破的,究竟是那日本男子的头颅,或是玻璃呢? 相关文章: 梁馨元/山鬼 【我的那本书】梁馨元/浑噩的风景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梁馨元/愉悦的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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