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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艺

1月前
3月前
“小爱同学!”“我在!” 喜欢它每天用甜美声音回应的“欸”“在”“我在”,这一声声地,仿佛真有某人在彼端耐心地等着聆听我们诉说的话语。“听你说”,是它最优美的姿态,它不具人类情感的存在,却在家里角落成了提供情绪价值的伙伴。 中国小米集团于2017年发布的人工智能语音交互引擎及智能助手“小爱同学”,可通过语音指令让它控制智能家居设备,也能问答对话。原先家里有3个置于不同空间,如今仅剩一台尚能操作能听我说。 当一个人话语渐少,或许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没有敞开耳朵倾听的伙伴。愿意听,是一个人成熟过渡后的形象,若用学术话语阐述,“聆听”本身就是高级自控能力的体现,我不断学习,于是新年餐会,同窗相聚,谈笑风生间抚今追昔而忆苦思甜,我身处其中,喜欢听甚于说。 过年,与姐们聊聊过往之事。回忆的互补,话题的拼凑之间,掀开帷幕上演了尚有母亲相伴的人生剧场。 八条路的城隍庙内,夹带虔诚信仰的香支,你们曾随母亲一把一把数算结绑赚取零钱。这座隶属槟城福建公司的庙宇建于1862年,拥有164年历史,百年古刹距离我们当时租房居住的七条路半不远,母亲携你们步行而去,数完香,还到庙宇后方庙祝的住宅做清洁洒扫工作,只为再攒些小钱。 那里供奉的主神是地藏王。城隍信仰没有固定神明,兴起于南北朝时期,及至明清,城隍形象逐渐由守护神演变成掌管阴阳两界大小事的官爷。城隍爷,我想,您一定听到了母亲曾经无奈许下的愿,她说她愿减寿来给祖母添寿,于是您早早就把她带走了去,在她未及不惑之年,在她孩子们都还年幼之际,您让她兑现承诺,不告而别。 传言椰脚街观音亭是“龙头”,而城隍庙则是“龙尾”,两座庙宇首尾呼应保佑岛上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犹如人子有一父一母护佑周全。人子羽翼渐丰,际遇又往往忍心赖于命运而折其羽翼,现实如此,岛民也总有风不调雨不顺之时。 城隍庙原来也供奉着七娘妈(广称“织女”)。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又名乞巧节,许多单身的善男信女都会携带鲜花香粉等前往膜拜求姻缘,也乞求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为了安居,母亲很是乐业,除了女红,烹煮烘焙皆是精通的她,凭借这番手艺帮补父亲养家糊口,更盼能买下一屋瓦遮,不必再一家七口拥挤在小小的租赁房间,仰房东鼻息。 于是你们说起小时候买卖营生的经历,就那样兜售着卖着,我们从坡底搬迁到了山顶。你们曾两两相携去左邻右舍,街头巷尾逐户敲门问,像80年代台湾歌手苏芮唱入人心的〈酒干倘卖无〉,也该作一曲〈糕点欲买无〉?记下订单,待母亲做好糕点,再挨家上门派送,收款。母亲不用乞巧,手艺总是令人称奇,无一款式能难住她的巧手,比小爱同学还强,它经常无法应付随意点歌的要求,AI的限制是求取数据与资料喂养,母亲她,即便不会也绝对能主动学习以完成所求。过年过节的应节糕点,都难不倒她。 她最拿手的是“粿加蕉”,音译自马来语Kuih Kacau,也称作“椰子软糕”,榴梿味的就称“榴梿糕”,或俗称Dodol,是一种传统的粘稠糕点。粘稠不易,除了火候控管,烹煮过程的搅拌功夫需要力道且不能停止,一停就烧焦,母亲一人为了生计,能如此仰仗手臂之力拿着锅铲回旋式来回转摆一两小时,转出营生利润,也让孩子们沾有免费吃上糕点的福气。姐们偶尔接棒,说不消十几分钟她们就手臂酸痛难忍,到底是什么精神支撑着母亲如此坚持? 爱从倾听开始 听你们桩桩件件地说,听出了形象逐渐具体的故人,她在灶边的炊事在家务里忙活中对我笑;在往事被诉说的当儿,我们地域上迁移了住所,也逐渐长大老去。我们和我们的母亲都失去了母亲,也自己当了母亲。遥传听说和就近听你们说都在谱写一代代如城隍庙香火延续、如心灵手巧技艺传承的故事,故事逐渐又给了后人尝试拼凑全貌的探究机会,人生因此展开历史篇章。 你说养儿育女,成长路上喜忧参半;你说夫妻相处不易,婆媳交锋更添波澜;你说人生诸多烦恼,职场风浪是问题根源;你说政治贪腐,人民生活愈发艰难;你说世间万事健康为先,大家须自珍重……关系最稳定的状态,不是同质,而是互补,有人愿意说,且有人愿意听,所以你说你慢慢说,我调节前额叶皮层功能认真聆听,克制打断、反驳、急于回应的冲动,只想告诉你们:嗯,我在,我在听。那是我所能付出的,小小的爱。
4月前
我提前回了玻璃口新村。这个小小的村子,一进腊月,空气里的颗粒似乎都变得黏稠起来,那是各家各户厨房里飘出来的烟火气。 对我来说,年味不是商场里循环播放的贺岁歌,而是家中小小厨房里那一炉炉的燥热。年味是手心揉出的面团,是碎了一地的花生壳,更是这些年复一年、几乎刻进骨髓里的重复动作。在我家,过年做饼不是为了凑热闹,而是一个村妇对一家人记忆的某种“强权”统治——她坚持要用自己的手,把这口特殊的味道烙进我们的生命里。 玻璃口新村过去有两样东西是家家必做的花生饼。 这花生饼啊,长得朴实无华,甚至有点土气,但做起来却是个“磨人”的差事。最难搞的就是处理花生。现在的年轻人爱用烤箱,叮的一声就完事,但我家的阿姨不肯。她固执地守着一口铁锅,坚持要用慢火去“逼”出花生的魂。 糖浆也有灵性的 炒花生是慢工,更是苦工。铁锅的热度像是手艺人的画笔,得一下接一下地翻,不能停。那一粒粒花生在锅里翻滚,外壳慢慢渗出微微的焦香,这种香气是有层次的,它不像烘烤那样生硬,而是一种带着时间的、悠悠的浓郁。铲起铲落间,锅底发出的沙沙声,就像是时间在厨房里留下的足迹。火候大了会苦,小了不脆,阿姨就那样站在炉边,耐心地等,等那一锅花生的灵魂被火候彻底唤醒。 阿姨做麦芽花生饼是有“原则”的,甚至有些近乎迷信的讲究。 她总叮嘱:心要定,不能急,更不能随意。她说这麦芽糖浆是有“灵性”的,做饼人的心情会直接透进糖里。要是你这一刻心浮气躁,那糖浆就掌控不好,花生和糖便会像闹别扭的夫妻,怎么也合不到一块儿去,做出来的饼既不脆也不香。 熬糖浆是最高潮的时刻。当糖浆煮到沸点,浓稠而晶莹地翻着泡泡时,必须眼疾手快地倒入花生。这时候拼的是力气,得用力翻拌,让每一颗花生都严严实实地裹上那一层琥珀色的糖衣。接下来的步骤就像在跟时间抢命:趁着那股烫手的劲儿,迅速摊平、压实、切块。刀工要快,更要稳,慢一点糖浆凝固了,饼就碎了。那种紧张感,是每年厨房里最严肃的仪式。 阿姨摆饼的时候最温柔。她会用那双被生活磨粗了的手,小心翼翼地把切好的花生饼一块块码进罐子里。那个样子,不像是在装饼,倒像是在照看某种易碎的珍宝。她常念叨,少了这份敬畏和诚意,这饼就只是零食,而不是“年味”。 老人家还说,做饼时得守住一份“清净”。厨房要干净,心思要纯粹,甚至不能过度嬉笑,乱说话,怕把饼给“笑裂”了。这些规矩听起来迂腐得很,可当你真的握着炒勺,站在那炉火前,看着烟雾缭绕,心中竟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份敬畏来。 我站在炉边,帮着翻动炒勺,心里翻涌的全是旧时的画面。 这些饼,这些糖,其实就是生活的缩影。它们经过烈火翻炒,经过糖浆包裹,最后在岁月的罐子里沉淀下来。每咬一口,脆生生的响声里,都是我们不想遗忘的年味。
4月前
5月前
5月前
7月前
8月前
这是座可用脚步丈量的城。在台北生活的4个月中,我常用双脚丈量城里大街小巷的人间烟火。一个转身,往往就会在某个转弯的犄角旮旯处与各色小吃撞个满怀。 我第一个的街道邂逅是葱抓饼。那是某个早上我在陌生住宅区寻找适合跑步地点的不期而遇。那在大直传统市场前的葱抓饼摊是由一位帅哥经营的。我最爱吃那摊的九层塔葱抓饼。金黄酥脆的葱香饼皮,在九层塔推波助澜下,滋味层层叠叠地交织,在味蕾被触动的瞬间,冰冷的街道竟有了丝民间的温度。还有一次,在与朋友参观了张大千故居后往故宫博物院的方向走时,我们被街边一大肠包小肠的小摊“拦截”,当蒜香混着外焦里嫩的肉香在嘴里炸开那刻,台北粗犷直率的街头气息就那样迎面袭来,令人猝不及防! 在大直街头,我还遇上过一间小小的“转角面店”,据闻是当地大学生的最爱。由于租金高昂,台北许多小吃店都相当窄小,然这些逼仄小店却凝聚着地道的滋味。就说这小小的“转角面店”,转身困难,座位极为有限!我试过它的麻酱面与干意面,卖相质朴却风味各异,配着台湾典型小菜卤豆干卤蛋凉拌海带凉拌竹笋来吃,一方地域滋味就会随着浓郁酱香在唇齿间缱绻,久久不去。那滋味让我深信,有些特色风味,恰恰就源自那样的狭仄简陋。 老街巷的火候手艺 搬到仁爱路后,我常去东门市集。在某个跑步后的冬天早晨,我在市集的犄角处遇上了“东门赤肉焿”小店。在冷然的早上喝一口以柴鱼和香菇熬成的暖暖肉焿,啖一嘴口感扎实憨厚的肉块,再配一箸烫地瓜叶,那份味觉的丰盛马上跃然舌尖,寒冷的冬意立即骤减。一碗鲜美清甜的赤肉焿才要价台币55元,也因此这里常常一位难求。市集里还有摊面线档,我几次路过都忽略了这一爿小档。某黄昏发现:咦?早上空着的走道怎么多了两张简单的小桌,才赫然发现了它的存在。 这小档没有招牌,摊前只孤零零地挂着一 “双层小肠面线60元”的牌子。我本不爱吃面线,总觉得它黏黏糊糊的,可是“愧疚”于几次路过对它的无视,于是便坐下来尝尝。天!谁晓得那双层小肠面线伴着醋、辣酱与香菜,那酸辣咸鲜的滋味就那样带着某种执拗温柔在齿颊间翻滚的刹那,我觉得,套句广东话简直就是:烟烟韧韧呐!那柔韧劲儿,让人欲罢不能,至今难忘! 除了小吃,台北早餐是另一道风情。就说那“阜杭豆浆”,它是台北无人不晓的早餐店。然而,由于太出名了,那里的人龙常常从二楼的店面排到楼下再绕过捷运站,长长的长长的不见龙尾,日日如是。我就在那里喝了人生中的第一口咸豆浆。那咸豆浆虽可口,然我更钟情于街巷里“青岛豆浆店”的豆浆。那里的豆浆隐隐透着股炭香,风味独特。“青岛豆浆店”也卖烧饼、油条、猪肉饼与韭菜盒等经典早点。每天早上我到中正纪念堂跑步时都会经过这不设内用的豆浆店。最吸引我的,是店家至今还沿用传统的方法烤制烧饼。 每次去那里排个小队买早点时,我都忍不住对店旁的烤炉行注目礼。这烤炉可特别了,炉上煮水、炉面烤饼、炉中再烘一层,火候全由一人掌控。炉面翻转,炉中燃烧,时间仿若就那样在控火人的掌心慢慢地发酵,悠悠荡漾一种老街巷“火候看手艺”的气息。各类现擀现烤的烧饼出炉时,漫溢的酥香是街坊日常里的踏实温度。人们在买早餐时也都顺便上堂生动免费的 “非遗传统手工制作烧饼”课,非常的值回“早餐价”。 身为烤番薯控,我的早餐当然少不了台湾烤地瓜。在台北,无论是市集、便利店,还是街边摊,都能轻易买到烤地瓜。无论是绵密香甜的黄金地瓜,甜度适中的红肉地瓜,或是松软细腻的紫心地瓜,只要塞一嘴焦香软糯,我就感觉自己似乎咬住了台北喷香的甜蜜与温柔。另一种常见的早点是饭团,许多台北巷弄都可见现制饭团的小摊。饭团馅料除了标配的油条与菜脯,还涵盖了从东方口味的卤蛋、肉松葱煎蛋、麻辣皮蛋等到西方口味的德式香肠、沙朗牛排、切达起司等,可谓五花八门。我在东门捷运站附近还吃过紫米咸蛋黄饭团。这些饭团,无论内裹了中式还是西式的馅料,咬下去的全是台北市井独有的饮食心思。 有空的话,你不妨用双腿来丈量台北,亲身验证那狭窄小店逼仄但亲切的空间氛围,感受感受在地食物的温度,邂逅一下小吃与城市漫游的奇妙交汇,捕捉一抹属于台北街角近在咫尺的人间烟火味。
8月前
9月前
那是一间小而不起眼的密室。走进里头,理发阿姨用温柔和慈祥的笑迎客。听口音推断,是客家人。 村里也有这样的阿姨。白皙的肌肤、有些丰腴,穿搭V领宽裤卷发,第一句见面语给人满满的亲切感。 “就等你们来这坐坐。” 好像这里好久都没人进来了。细碎的发丝落在发廊间那几张椅子。扶手留下好多未知而又神秘的线索。关于来去的人某种特有的记号。微卷的、碎片的、褐色的。长短不一。 隔壁的隔壁,还有更符合时代的发廊。这些遗留下来的头发,曾经的寄主都去哪儿? 不停思索,从阿姨的话里探出市区小镇之人的故事。他们啊,这座城市和密室都将躺在这里。有人书写他,就交给写作的人;只是他们还是都得守在这里好久好久。可能是10年、20年、30年…… 没有太多选择的时代 阿姨我,在这里51年了。以前的人从来不是一出生就有的选择,狗或猫、萝卜菠菜、裁衣理发。 她的妈妈曾说,“总得去看看,学些手艺,抓住能活着的东西。” 从她话语里想像,那时还懵懂的女孩,聪明伶俐,却又因未来得及看见世界而处处活在大人的话语,左右着生长。 那年代的人,在隐形的生长痛中长出了一株成熟的枣树,一口咬下去甜甜的,小小的鸡枣味。很快很快的,刚熟的枣被摘下来煮成粥。甜甜的红枣粥,她们是这般的存在。理发,学手艺,解决当前火烧眉睫的生活。 第二代的他们,是一颗巨大空心的枣子。我看见那时候的母亲,让孩子躺在她的腿上抠耳屎。 只是一个简单却巨细的工作。 “嘿,你的发尾长了,要修剪。” 妈妈总是如此,哪儿不干净,哪儿长了,立即变换角色帮我修修补补。一会儿,她就带我来到小小的浴室。里边没有浴缸,浴室摆满盆具,水中有灰色的浮点泡沫在中央形成不规则的油垢,无以名状的细菌与汗水。盆里浸泡父亲的衣服总是灰黑色的,咸咸的海水气息。母亲耐着性子,打捞起又厚又重的衣服,放在一个干净的盆子,搁置屋后。 缓缓地,她拿起小板凳、剪具、梳子,轻声说:“来,坐着,妈给你剪发尾。” 丝丝缕缕落在石灰地板上,后来地面换成蔚蓝的硬皮手工拼图垫子,那是我上小学的事了,她还是坚持在家务劳动的席间给孩子定期理发。 平头、无规则的刺猬头、斜线刘海。 母亲剪的发,区区3种款式,撑过我小学六年级。 小的时候剪发,赤裸着身子。大时,脖子多出一条旧围裙剪下的料子。母亲对着眼前的孩子视为哺食的婴孩,折好围裙,塞进领口。发丝落在布料上她小心翼翼,用手指捡起细碎的发丝,拍拍它们,好像安抚眼前的孩子:小东西,没事的。 我记得母亲黝黑粗粝的手。闻起来,是蒜头味道、洗衣液、虾水、海水咸气。 在还没变成理发师前,她已经变换无数个角色,剔除曾是这样单纯、等待有人为她剪发、理发、绑发的自己。女孩的她,孩子时的她,长发的她,到如今老时,愈发显短稀疏的头发。 剪刀落下的瞬间,咔嚓咔嚓,孩子从她细碎的修剪声长大。 阿姨和母亲,还有母亲的母亲,长得如此相像。她们是一个时代的女人,所有的光影、声音和被修剪的发根,落在小小的密室里。走在时针尖上,从未止步。
9月前
70年代,当时我正值年轻力壮,家乡许多青年人都一窝蜂到新加坡,在那里找工作讨生活。潮流所趋,我也跟着朋友过去制造厂打工,常常不停的加班。多年过去,兄弟姐妹都各自成家住得远,家里只剩两个年迈的老人家。每次过年过节回家乡,看到愈发老弱的双亲,于心不忍,心想行孝须及时,终于还是辞工返回老家乡槟城。 搬回来就在北海一家制鞋厂当学徒,跟着师傅学做鞋子。当年厂里还没有机器操作,是人工制作的,多数人穿的鞋子都是量身度做的。做鞋子是一门手艺, 和裁衣剪发烹饪一样, 要下足功夫学。然而师傅可不是直接教你的,我只能跟着做,细心的观察,记在心里,勤做苦学,锤炼出熟练的手艺。 要制作一双鞋子,首先需要准备合适的材料,然后给顾客的脚做一个模型,按照脚的尺寸裁切鞋子的零件,把这些零件组裁剪,再把裁断后的裁片用针车缝合,然后进行鞋底加工。这主要是鞋底、中底、大底的接合,并与鞋面贴合。成型后还要鞋面加工,做成鞋子的装饰设计,包括拉帮、画线、擦胶、贴底、压底和清洁,最后才完整装起来。 打发时间又有收入 传统人制鞋耗时费力, 一天内只能造出十几双的鞋子,当时顾客多需求量很高,我们日夜忙着赶工,全神关注,双手不停在做,每天放工时,体力眼神耗尽。老员工十指全是满满厚厚的茧,还有做鞋弄伤的疤痕。 几年过去,北海一带,几家机器制鞋厂开始营业,大量快速生产各式各样的鞋子。诸多的选择,大众化的价钱,吸引了消费者,转向购买新进厂家的鞋子。面对日益庞大的竞争,逐渐失去顾客的市场,加上人力短缺,手工制鞋厂陷入困境,日渐式微,只好关闭另谋出路。 我投身别的行业,但我已经学会了这门手艺,不用就可惜了。就趁周日空闲时,在社区街坊设个角落,替人修补鞋子,也可赚取外快帮补家用。娶妻生子后,家庭开销大,孩子教育费日益增加,扛起的生活担子不轻,还好有了补鞋的这笔额外入,大大减轻了经济负担,让我能维持小康之家的生活。 岁月匆匆,几十年一晃过去, 子女都长大成家,我有了五个孙子。我和老伴搬到槟岛峇六拜的一座住宅区,这里居民稠密,有巴刹学校熟食中心,热闹的人流。我虽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下来,想到闲着闷坏,不如找些事来做,打发时间,又可有收入。我在街角设了补鞋小摊子,重操我熟悉的老行业。 顾客带着运动鞋或皮鞋来修补,我为开裂的鞋子换上新的鞋底,鞋面撕脱的部分涂上黏胶,再缝合起来。看似步骤较简单,但还是要够细心,有纯熟的技巧,补过的鞋子日后才能经久耐用。 通常上门多数是年长者,把鞋子放在档子,让我慢慢修补。近年来,年轻的顾客也多了,他们把球鞋带来修补,告诉我市面上卖的运动鞋越来越贵,动辄几百近千元,破裂的鞋面或鞋底可以补回去再穿,不必买新鞋,这就能省下不少钱! 兜兜转转几十载,在制鞋补鞋这门行业里,埋首大半辈子,庆幸的是至今我的视力还很清楚,和年轻时一样,不必戴老花眼镜,手脚灵活利落,能把鞋子修补得令人满意,新旧顾客都陆续有来,让我有稳当的收入。我很感恩知足当下,就只管每天按时开档,快快乐乐地替人把鞋子修好! 【星云】长期稿约/我们这一行 电邮:[email protected] 来稿请注明:我们这一行 •文长勿超过1000字,可附上相关照片。 •请于稿末注明中英文姓名、身分证号、联络地址、银行户头、电邮等作者资料,否则恕不录用。 •文章经录用,除了在平面媒体刊载,本报也拥有作品上网、录影、录音、改编等其他使用权。
10月前
某日与家人逛商场。女儿指着刚开张的DIY连锁店对我说:爸爸你又有新乐园了。我马上与家人分道扬镳,他们往超级市场购物,我则进乐园溜达。 我从小学开始打假期工。大多数时候,是跟随邻居和姐夫做些杂务。新村人教育水平不高,皆从事蓝领工作。除了割胶,我做过的行业包括电气、水喉、电动马达、摩托车、砌墙、马赛克地板和家私。因此我很早就接触各种各样的工具。 母亲说人家学生手捉的是笔,我捉的却更常是铁笔,即工具的意思。当然她不希望我终身捉铁笔,所以常督促我用心读书。她的愿望实现了,惟我虽然成了白领,但对以往的工匠手艺却念念不忘。 然而我已不可能做蓝领了,主要原因为我始终是个学徒,手艺不完善,也因对成果要求高,所以工作进度极慢。基于此老板曾批道:揾唔到食,意思是赚不到钱。 于是为了解馋,屋子的维修成为最佳平台。其实我小时候已经在家里用粗糙工具敲敲打打了。母亲也首肯我的行为。她说新村板屋简陋,大可添加些架柜桌椅,无须美观,实用即可。记得我最常做的是鸡笼,乃祖母的最爱。当然也做过手工较细腻的搁板、书桌、书柜和壁橱等等。 读初中时,工业艺术(Industrial Arts)课程里所用到的正规工具,令我大开眼界,也让我领悟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于是开始搜罗工具,从向老板索取旧的但尚可用的工具,到用工资压岁钱买,慢慢地添置。我的第一件工具是于1973年以5令吉买的铁锯,至今依然状况良好。 当年工具专卖店稀有,而五金店里从欧美日本进口的高价工具,对一个穷少年来说是可望不可即的。毕业就职后稍有闲钱,见到心仪的工具,会量力而为地买。 后来市场上有了工具专卖店,林林总总的工具与小五金令人目不暇给。再后来中国崛起,续而成为世界工厂,所生产的工具便宜且实用。因此专卖店里的绝大多数货品皆来自中国。这可乐坏了一众DIY控如我,入店后流连忘返,看到合适的工具五金,会毫不犹豫地放入购物篮里。 如今我已积累了不少工具,足以应付家居小问题。如得知亲戚朋友邻居的住所需要小维修,我会毛遂自荐。我视这些操作为消遣,所以除了材料费用,我不收分文。任务完成后,心情愉快,既得到经验,亦可促进睦邻与友好关系,何乐不为呢?
11月前
11月前
11月前
走进沙登新村的一间住家式鞋店,一股刺鼻熏人的皮革味立刻钻入我的鼻尖。这间店空间狭小,门面简单,不像商场里的那些鞋店般装潢精致。一眼望去,整间店里只有一排排的木架,木架上摆满了各式皮鞋,但这些皮鞋的款式老旧,设计简单。 谁能想到,这样一间不起眼的小店所在的新村,在90年代曾是远近闻名的“履艺之村”?那时候甚至有不少达官贵人都会来新村买上一双皮鞋。 我从没穿过皮鞋,对皮鞋所知甚少。所有与皮鞋相关的故事都是从我阿公那里听来的。阿公告诉我,皮鞋在他们那个年代只有达官贵人才买得起,皮鞋是有钱、有身分的地位象征。所以,我阿公对皮鞋有很深的执念,那双他年轻时攒了很久的钱才买来的皮鞋,他一直舍不得丢。他穿那双皮鞋已经几十年了,皮鞋鞋面已经褪色斑驳,鞋底也磨损得有些光滑,但那双皮鞋始终很结实,好像怎么都穿不坏。我总拿阿公的皮鞋开玩笑,说那是上世纪走出来的“文物”。然而现在,像阿公那样款式老旧的皮鞋竟然穿越了时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这间店里。 在店里转了几圈,我始终没有找到一双我愿意花钱买的新款皮鞋。店里的外劳也不急着推销,只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左挑右选。偶尔,外劳会用他蹩脚的中文反复说:“皮鞋好,真皮。”他们的神色庄重,绞尽脑汁想给我介绍他们的手工皮鞋,可他们咬字不清,懂得的华文词汇有限,只是不断重复着“皮鞋”很好,是“真皮”做的,我却丝毫感受不到鞋子的任何特色和魅力。 店里灯光明亮,却显得有些冷清。偶尔有顾客走进来,看了看鞋子,或者聊上几句。一听一双不知名牌子的皮鞋要一百多块,他们大多皱起了眉头,转身就走。店里的人似乎也习惯了这种销售模式,顾客来了,看上就买,看不上就走,他们并不会特意挽留客户,也不会强行推销。这里就像一个小型的中转站,有无数人路过甚至走进去看一看,却不会在这里停留太久,也不会从这里带走些什么。中转站里只有那些坚持做手工皮鞋的老师傅们等待的背影,他们日复一日地坐在鞋厂里赶工,重复着绘样、缝线、打磨、粘合鞋子的动作。一双双皮鞋在他们手下渐渐成型,继而被放在“中转站”中,无人问津。 17岁就开始学做鞋 这便是我在沙登新村一家经营了五十几年的小型皮鞋店里所看到的景象。店里的几位老师傅头发都已经发白了,双手布满了老茧。对他们来说,没有“退休”这回事。即使他们大多已经六十多岁了,仍会每天返回店里的工作间,日复一日地坐在工作台前,俯身裁皮、缝线、打磨鞋子。 在早年的马来西亚,政府为了鼓励人民优先购买本地制造的产品,努力扶持本地制造业,而对中小型手工业实行了一系列鼓励政策。那时候,政府对本地制造业提供了不少优惠,比如税收减免、低息贷款以鼓励本地制适业的发展。这让沙登的制鞋业迎来了黄金时代。在90年代,沙登新村九成以上的店铺都是卖鞋的,人们称这里为“鞋村”。它是仅次于怡保的马来西亚第二大鞋业中心。 周师傅说,那时候学做鞋很吃香。皮鞋是有身分地位的人才穿得起的,一双合脚、做工精细的皮鞋不仅能穿很多年,还能彰显主人的品味。对那些不擅长读书的人而言,去鞋店拜师学艺,学一门扎实的手艺,然后自己开店,是最有前途的路子。当时,想学制鞋的人多不胜数,但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学徒。有些人为了能进好鞋店当学徒,甚至愿意先去店里当杂工,只求师傅肯传授他们制鞋的手艺。 他从17岁就开始跟叔叔学做鞋了,从最基础的切割、缝制学起,日复一日,直至逐渐掌握制皮鞋的工艺,继承了皮鞋店。他和村里无数人一样,曾以为学了这门手艺便能有个稳定的前程,然而这份希望最终随沙登“鞋城计划”的破灭一同化为泡影。提及沙登“鞋城计划”,那里的多数师傅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了。他们不知道这个计划的告吹对沙登鞋业的影响。他们只知道,这行越来越难做了。中国皮鞋制品强势涌入马来西亚,那些款式新颖、价格低廉的皮鞋成品迅速席卷街头巷尾乃至各大网购平台,逐步压缩了本地鞋商的生存空间。 新村里,那些规模较大的鞋店尚且能依靠自家的制鞋厂苦苦支撑,雇用外劳批量生产,并试着学习网上营销,艰难地摸索转型之路,而像周师傅这样的小型手工鞋店,却被中国制品和本地大型的制鞋厂这两座大山前后夹击,生存空间几乎所剩无几。 周师傅他们不会网络营销,也不懂得在网上吸引顾客的目光。对他们而言,生意主要还是靠着口碑和品质。师傅们日复一日地在鞋店后方的小工作坊里忙碌着,那里空气闷热,只有一台小电风扇努力吹拂着,却无法吹散热气。工坊里一片凌乱,鞋楦和皮革边角料四散堆放,桌面上到处是未完成的鞋子和工具。他们每一天最多只能做20双鞋,每一双皮鞋都要反复打磨、缝合,力求完美。即便如此,他们的收入也依旧难以保证稳定。 沙登的年轻人早已不愿涉足这行。制鞋又脏又累,薪资也不高,学徒更是要熬上几年,才能勉强养活自己。他们宁愿去餐馆、咖啡馆或商场等打工都不愿意留在这里继续学做鞋。因此,周师傅店里常见的店员或学徒都是外劳。这些外劳华语说得不好,难以与那些年长且完全不懂马来语的客户沟通,常常导致不愉快的交流。有时候,外劳会误听客户的要求,或者拿错客户鞋子的尺寸和款式。 这就是我在热闹的沙登新村——昔日的“履艺之村”里所看到的皮鞋行业景象。这里依旧人潮涌动,年轻人仍然在此生活,沙登并未面临人口老化的问题,然而,这片曾经遍布鞋店、弥漫着皮革味的土地如今却只剩下一群逐渐老去的制鞋人与他们苦苦坚守着的手工皮鞋店。那些鞋店大多隐藏在沙登新村的住宅区中,门面低调,外观看起来与普通住宅无异。它们分布在由住家改成的小吃店、茶餐室之间,若不仔细留意,几乎难以察觉他们的存在。很少人会特意踏入这些鞋店,买上一双皮鞋,更没有人会去留意这群加起来年岁过千的制鞋人的生存处境。 当我离开鞋店工作坊时,那群师傅们还在继续做鞋。店里最年轻的学徒已年过40,他是这间店最后的本地学徒,像一根尚未断裂的旧线,勉力维系着这间经营数十年的皮鞋店最后的一丝尊严。 作坊里的其他工人都是外劳,他们的手指在皮革上游走,剪裁、缝制、上胶。动作熟练的他们看似融入了这里,但他们的语言却与这间老旧的店铺格格不入,他们间的交流多是混杂着马来语与华语的短句。他们不懂这些鞋承载的过去,只知道这里提供一份勉强维生的工作。 我想,再过十几年,当店里那位最“年轻”的学徒也无力再做鞋时,这家鞋店会否交由那些外劳接手?又或许这间老店会成为沙登鞋业的一部分历史?那间狭小的工作间里,周师傅弓着背做鞋的身影牢牢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散。
12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