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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jak人生：碎片化语言里的完整自己/戴彣菁（峇株巴辖）

马来西亚人的语言天赋，众所皆知。小小的脑袋瓜总能迅速运转，分裂成不同语言版本的自己，再把它们拼凑回来。有时一个句子里，可以参杂三到四种不同语言，我们称之为“Rojak”（原是一道食物的名字）。马来西亚人对语言和食物的热爱程度，不分伯仲。更胜一筹的是，我们还能随时依据聆听对象的国籍转换口音，只怕对方听不懂马来西亚最道地的发音。口音切换之纯熟、贴心程度之高，常常把外国人驯服得服服帖帖。由于另一半是德国人，相处时我们使用英语。因为他学不了华语，而我也不想在家里还得用德语，免得吵架时让他占尽上风。于是我们达成协议，用英语沟通。那既不是他的母语，也不是我的母语，以示公平。结果是，我的德语自此停滞不前，他的华语基础依然为零。这样也好，互不相欠。脑袋里除了华语、英语、马来语、福建话和广东话，还有一些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的日语，以及在德国生活将近十年后，那半咸不淡的德语。自己观察下来，每当进行算术时，第一个跳出来的语言依然是华语。因为用华语念“21”（通常直接说“二一”），比起德语的“Einundzwanzig”，至少省下一半的时间。但在吵架的时候，第一个冒出来的，通常是英文，尤其是以F开头的那个字。情绪最激烈的时候，我们会自动选择最有效率、最不需要翻译的语言。奇怪的是，我却从来没用过F字中文版（纵使华语是我的母语），因为那太不马来西亚。一开口用那个字，大家大概就心照不宣，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懂得几种语言，却无法精通。周旋于不同语言之间，囹圄困囿，迷失在谷歌翻译里词不达意。由“bilingual”惨变“bye-lingual”，两头不到岸。而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对我而言某些重要的人，这辈子只能认识其中一个语言版本的我，那个不完整的我。

2小时前

【如意安详】平凡的路/何国忠

1936年夏，蒋复璁致信冯至，说上海同济大学愿意聘他为教授，冯至回复同意，7月下旬一人到上海。其妻姚可崑，同一夏天受聘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职，听取冯至父亲劝告，她婉拒邀请。家公认为天津局势不稳，非久留之地，她最后带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到上海和丈夫相聚。他们在吴淞镇租一座小楼房，住所离同济大学附中不远。姚可崑被安排在同济附设高级职业学校教德语，校址在江湾，乘小火车往来。不久二战爆发，同济大学迁至浙江金华。不过两个月，金华也成战区，同济大学转到江西赣州。一年不到，轮到赣州不安全。本预定迁往广西八步，还未上课，日军来袭，于是改为迁校昆明。 1938年秋，姚可崑染阿米巴痢疾，十天十夜，不省人事。冯至坐在床边，拉着她冰凉的手，日夜守护。她康复不久，冯至父亲去世，局势动乱无法奔丧，冯至读着家书泣不成声。不如意事接二连三，加上同济大学日子不好过，冯至心情坏透。他兼任附中主任，面对校内左翼和右翼斗争，伤脑筋事层出不穷。他认为领导无能且狡诈，欺善怕恶，一度辞职抗议，被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挽留。 1938年12月冯至一家抵达昆明。一住就是7年。日子一样贫苦，并且几次感染疾病，但是后来转到西南联大执教的冯至心情大好。那里文人荟萃，继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风，思想自由，各不相扰，只要把书教好，谁也管不了谁。“冯至回国已经4年，可以说是首次找到适合于他成长的土壤。”姚可崑说。漂泊人生，淡笔浓情，姚可崑的《我与冯至》，确实好读。虽然历尽沧桑，笔下却没有悲戚控诉。出现人物，大部分是冯至益友。偶然涉及负面人事，都是蜻蜓点水。小场景处处流露温情，提供另一种维度的人生意义。冯至才华横溢。璧华的《中国现代抒情诗100首》是我中学时期一翻再翻的现代诗赏析集。冯至有4首诗入选，和徐志摩并列。被选中3首诗的诗人有闻一多、卞之琳、艾青和蔡其矫，大部分诗人只有1首或2首入璧华法眼，冯至重要性不言而喻。最有意义的事是共同散步冯至是德国文学权威，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北大西语系，用柳鸣九在〈回忆与思考朱光潜〉中的话，冯至和朱光潜齐名，是“超越众大家的一级教授”。对众所周知的文坛和学术地位，姚可崑只是轻描淡写，多年来相亲相爱、互助互谅、休戚与共的经历才是书写回忆录动力。“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岁月里，我们和中国一般的老百姓一样，都不免要经历某些必然的苦难和欢乐。但总的看来，我们一生的旅途上并不曾受到过什么带有致命性的打击。换句活说，生活很平凡。平凡的人走着平凡的路。” 说没有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不过是看透生命本质。回忆录只写到1965年。若把文化大革命中离奇古怪的事迹写入书中，她说可以凑成一章，但是“她不想写”。她在结束语说冯至在十年浩劫中是双料黑货：“既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反复受到批判。罪状不胜枚举，夫妇二人从容面对时局。“更寻高处倚危栏，闲看垂杨风里老。”在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慌乱岁月，她说他经常吟诵老师沈尹默诗句自解。姚可崑大冯至一年，二人相恋始于1929年。1930年冯至领取官费到德国留学，姚可崑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后，留在女附中教书。省吃俭用，每月工资大部分储蓄起来，备出国之用。1932年9月，她到德国：“我们不在一起时就是各人搞个人的学习，在一起时，最有意义的事是共同散步。” 姚可崑说冯至性格温和，脾气好，是好丈夫。在赣州时，冯至有要事到武汉。赣州、武汉常有敌机轰炸。因为要理家，她强装平静，事实是夜不安眠，食不甘味。身处孤城，举目无援：“我整天悬心吊胆，怕他出事。” 姚可崑自己也是杏坛备受尊敬的人物。她本是中文老师，后来专注德文教学。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创办元老，也是该系知名教授。姚可崑2003年过世。《我与冯至》完成于1989年，但是迟至1994年冯至离世一年后才出版。 “一个85岁的女人，能有机会谈一谈跟她的伴侣共同度过的几十年的生活，自己感到是一种荣幸。”姚可崑说。“荣幸”二字，是相濡以沫，是夫妻之间相知相处的绝佳境界。丈夫点滴，她如数家珍，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细水长流，晚年说出，力道更强也更有味道。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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