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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形式与建筑（一）

2018年出版了《形式与政治》收录了20篇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我们除了“建筑”这个大家熟悉的名词，还出现了诸如空间、形态、设计、文化、权力、伦理、政治和国家等跨领域的名词。文：谢诗奇（建筑设计师）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建筑系的朱剑飞教授，在2018年出版了《形式与政治》。此书是他研究建筑20年（1994-2014）的工作回顾，收录了20篇论文，按①空间与权力的关系、②权威、形态和视觉文化的关系、③设计批评与设计政治和④国家的文化形式分成4大类，对中国特性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贯穿其中。在这些论文中，我们除了“建筑”这个大家熟悉的名词，还出现了诸如空间、形态、设计、文化、权力、伦理、政治和国家等跨领域的名词。这是为什么呢？朱剑飞认为建筑除了我们所看到的形状、材料、比例、布局等（形式），还包含了建筑背后的社会现实和政治问题（政治）。他把这两组概念定义为“形式”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建筑研究的一种方法。 “这里，形式指建筑（或人造环境）的空间存在的一切，它包括物的以及空间的格局和形态，也包括它所包容的人的一切活动，尤其是感性的、经验的、具体的、日常的‘文化’活动；它包括审美、文化、宗教、符号体系、日常生活，也必然包括社会或政治活动。它以物和空间的存在为主，但又延伸到文化审美、生活世界，也继续延伸到其他领域：它是横向的、综合的、具体的。政治在此指庞大又细微的权力关系、组织和运行，以及在国家政府、社会机构和广大社会各等级和各集团之中和之间展开的方方面面。”为了回答形式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朱剑飞运用多种政治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对多种建筑（形式／论述）研究和考察。在导言中，他回顾了政治社会学和建筑学的有关研究。政治社会学：文化进入政治 “如果纵观政治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其整体发展和近几十年新发展的趋势，是文化逐步进入政治社会学领域，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各种批判理论的兴起为明显标志。文化进入政治社会理论的过程，可以大致分为3类或3种状态：早期思想、近几十年的体系发展和个别理论家的独特发展。” 早期思想 19世纪后期是社会学理论的古典时期，朱剑飞列举了马克思和韦伯（Max Weber）两位平行发展的思想家。“如果马克思强调的是阶级的唯一定义和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决定性力量（表现在关于阶级、经济基础等的理解中），那么韦伯则是采用了阶级的多维定义、阶级之外的其他群体范畴（如种族、性别、文化背景等），以及文化和价值传统对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朱剑飞认为在古典的社会理论家中，韦伯是强调文化和社会多样性的主要旗手，他的论述对政治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有正面的参考价值。理论体系的发展（20世纪60-70年代）根据朱剑飞的研究，政治社会学理论对文化视野的大规模接受到20世纪60-70年代才出现。“具有哲学思考和人文关怀的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是这一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朱剑飞列举了建构这两大理论体系的主要理论家如下。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关的理论家有李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傅柯（Michel Foucault）、阿图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与批判理论相关的理论家有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结构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中，李维史陀的人类学研究从空间、习俗文化、微观社会政治中看到了神话、宗族、部落社会中的“结构”。傅柯的研究打破了结构主义的稳定，在历史变化和经验观察多样性中关注“微观的、机构的、生活的、性的、人体的、知识的问题，提出了诸如空间政治、视线权力（图01）、生理权力（bio power）、微观权力物理学（micro physics of power）、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等等观念，把具体文化形式和宏观政治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阿图塞融合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提出意识形态的文化性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包括家庭、教育机构、宗教组织、文化体系等）观念，使文化和政治的关系进一步加强。” 在批判理论体系的发展中，“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发展成或转化成广泛的文化社会批判和现代工具理性批判。”阿多诺受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文化批判影响，提出了音乐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哈贝马斯理论架构完整；“他关注社会的‘生活世界’，批判资本和国家，把生活中的人际对话交流看成是分析的原型和进步的理想。”其代表作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列斐伏尔通过日常生活和城市体验，“在微观日常世界中观察批判权威和资本，及其各种表现，如商品化、技术理性、官僚理性等等。” 本雅明、布赫迪厄、朗西埃朱剑飞认为在文化进入政治社会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些无法简单归于任何体系或学派的理论家，其理论工作却很重要。在这里，他列举了本雅明、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和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3位理论家。本雅明的文化研究和哲学思考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早期研究涉及文学戏剧理论，后期关注大众文化、城市空间和日常社会生活。“其后期最主要的论述包括《巴黎拱廊》（图02）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在日常大众文化和微观生活世界中批判资本主义和工业现代理性。” 布赫迪厄的理论背景受到马克思影响，但以韦伯的文化社会学为主。“他的主要贡献是提出在各社会场域中（如教育、艺术、学术），人或集团或阶级对于‘资本’的追逐，他指出在文化艺术场域中，所谓的艺术品味，所谓的杰出或优秀，其实是占统治地位的保守集团所界定的品味、杰出或优秀；该理论认为，文化、价值、艺术体系是一种维持现实社会不平等关系（也就是贵族或精英地位）的意识形态。”朱剑飞认为他的理论把文化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却显得过于消极，把文化艺术全部规划在政治关系之下。在这个脉络下，朗西埃的贡献有重要意义。根据朱剑飞的研究，他的理论背景同样有马克思的渊源，但涉及面广泛，“在理论思考上强调横向的、跨越的关系；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在艺术和政治的关系中，提出审美和社会政治同构，两者属于同一个先验认识构架的理论；比如，现代审美要求打破古典精英架构，强调平等包容，使日常、民俗、平面性、材质性、本体性都可以进入艺术表现中，与现代政治对平等开放的要求使一致的。”朱剑飞认为他的理论把艺术（作为文化形式的一部分）和政治放在一个横向的平台上，在方法上采用了等同重要性原则。在小结中，朱剑飞认为如果政治社会学要进一步发展，要进一步物化、微观化、空间化、日常化、人文化，文化进入政治的研究应该要继续推动下去。另外，“如果政治社会学是有创意的，具有哲学思考和人文关怀，那么其思考的终点应该是人而非政治，其判断应避免政治终极论，把政治打开，在方法和思考架构上把文化和政治放在一个平台上，视两者在方法上同等重要，即不预设任何（形式或政治）的决定论，以此探讨两者之间各种可能的关系”。（待续）相关稿件：谢诗奇／公共空间建筑学（二）筱祺／摸鱼咖啡馆小空间，大可能张集强／创生型住宅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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