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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之春

观影,将其中某些触动人心的台词摘录下来,然后把它们有条理地整合在自定义的表格里,是我近两年养成的一个习惯。我并不刻意选择看什么样的电影,对年份、剧情设置、演员之类的组成条件不甚关心。 唯一一条我所在意的标签是电影的语言。我很快发现自己偏好英语片,且更喜欢演员操不那么迅疾而显严肃的英式英语。我不合常理地希望跟上每句台词。美式英语比较街头、含糊,偶尔会将一些内容囫囵吞并,非英语母语者听得不真切,需要额外费心神待命。这样一来,观影就成为一项被深刻卷入的活动,要求人时刻参与其中。 我通常为避免徒增生活的烦恼,而尽量筛掉美国演员主演的电影。我确信自己更愿意以局外人的身分自在抽离或沉浸。还有好一些规律被陆陆续续地发掘。比如说,据观察,大多数电影中女性对命运的领悟,一般发生在高密度的一刹那。 《布拉格之恋》(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时时刻刻》(The Hours)与《菊石》(Ammonite)分别上映于1988年、2002年及2020年。有趣而值得一提的是,我观看它们的次序完全是反过来的。这意味着,我最先接触到的是时下女性实际共有的,或想像中彼此重叠的普遍经验的展开方式,然后才是更早以前的。 晚近的不完全是新颖、陌生的。我们知道历史总是有所因袭。《布拉格之恋》里,女主角特蕾莎与女配角莎宾娜同样爱着享受性愉悦的托马斯。但她们的身分有所区别,特蕾莎是托马斯的妻子,莎宾娜则是情妇。对于托马斯的多情浪荡,两个女人都一清二楚,也晓得彼此的存在。苏联军队入侵布拉格之际,三人接连去了瑞士日内瓦避难。 特蕾莎在日内瓦找不到工作,索性接纳了其他人的建议,向莎宾娜提出拍摄裸照的要求。莎宾娜虽然是画家,但对此事的同意不能说彻底出于奔放的艺术家性格,她毕竟心怀歉疚,无法直截了当推拒。拍着拍着,与托马斯相识在先的莎宾娜可能联想到了什么,又或觉得自己错得不太离谱,命令特蕾莎也脱掉自己的衣服,让她反拍。于是电影的中段是十几分钟的两个女人互拍的情景,暗流涌动。 整个过程没有预料中的针锋相对。相机的作用只是定格,而并不延伸好的或坏的意志。特蕾莎甚至在拍莎宾娜时流下了眼泪,仿佛她正在做的是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受特蕾莎感染,莎宾娜温柔地摆弄这一具与她功能相同但外形有别的躯体,又安抚地从背后握住了情敌不知所措的手。笑作一团前两个女人在火炉旁对视,那刻她们交换折叠了无限话语的眼神。在莎宾娜新结识的男人闯进来后,两个女人各自走向人生的深处,一个回到布拉格,一个去了美国。 《菊石》则讲述两个处于不同人生路线的女人的偶然汇聚。19世纪40年代,贫穷、不修边幅的古生物学家玛丽‧安宁傍海生存,一直住在英国的莱姆,钻研化石。电影大部分时候仅对谈声与环境音,轻易使人平静、专注。由于声音元素简约,海浪的反复拍打最清晰可辨。 玛丽与从伦敦来的富家妇人夏洛特互生情愫。自她离开小镇前往伦敦的那刻起,海岸线渐渐消逝,而一阵又一阵嘈杂混乱的,由器械及人发出的声音不断冲击着玛丽的感官,焦躁可想而知。玛丽不满意夏洛特要她在伦敦住下的安排,告诉对方自己此行是为了到大英博物馆看她的那块遗骸。两人不欢而散。玛丽去了博物馆,从挂满男性画像的墙边踱至一座雕像前。她最先看到的是雕像稍大的睾丸。然后她走到置放鱼龙化石的展架前,发现说明表示另一位男性为化石的“发现者”。这时夏洛特来了,两个女人隔着透明的展架,在男人来来往往的馆中对视,谁也没有移开目光。电影就这样结束了。 《布拉格之恋》惺惺相惜的眼神发生在莎宾娜的房子里,是私人空间,《菊石》则将对视设定在一个公共场所。莎宾娜的房子有很多面镜子,这使她与特蕾莎在互拍的过程中,不断通过镜子看见对方与自己,意味着两个女人由始至终无法遮掩,也无处遁形。镜子中有你有我,是你也是我。张爱玲说: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 玛丽与夏洛特的对视,因为博物馆及化石的性质,多了一份肃穆坚定。按故事线来说,1840年代的《菊石》要早于1968年左右的《布拉格之恋》,但电影表现形式的“进化”在此是颠倒的。《菊石》因带着新世纪的眼光与手法,大大扩展女性情感交流的空间,比《布拉格之恋》更早承认女性表达情感的合法性。 《时时刻刻》比上面两部电影要复杂。影片串联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她所写的《达洛维夫人》(1923年)、受《达洛维夫人》启发的家庭主妇萝拉‧布朗(1951年)与被称为“达洛维夫人”的编辑克劳丽莎‧沃恩(2001年)三人的故事。电影选取了不同年代的同一天,展开三个女人分别写作、抛家弃子、对女性处境有所理解的始末。 萝拉的离开给儿子理奇留下了一辈子的精神创伤,是2001年理奇从窗台坠楼身亡的最主要原因。作为理奇的密友,克劳丽莎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找上门来的萝拉。萝拉直言:“没人会原谅我。死亡面前,我选择了求生。”如果不离开家庭,她会死在当年,萝拉认为自己当时别无选择。 弗吉尼亚虽然深爱丈夫,在遗书嘱咐丈夫永远铭记他们之间的时时刻刻,最终却因不堪疾病折磨,选择结束生命。电影着重女性的自主权与觉醒。她们对自身处境的深刻认识与顿悟发生在一天之中,偏偏是这一天、那一瞬间,她们明白并看见了自己命运的走向。克劳丽莎对此的认知来自两个女人与两种经验:一种属于文学,另一种结晶自真实生活。 …… 我的今日生活往往与昨日相差不远。我住在北京的一所留学生集体宿舍。地下室的阳光有限,仅屋顶下方开凿了一列长方形的窗。冬季时,只有早上8点以后到下午4点之前,整个房间才能勉强不借助灯泡采光。就是在长时间昏黯的这个房间,我看了上面谈到的那些电影。 书桌靠近那列瘦瘦的窗。风顺应铁花把自己变成方的形状。每晚伏在桌上写一日手帐的时刻对我来说很是神圣。由于无法预知未来,又善忘过去,我总是短浅地总结一天。我偶尔会在这时想像自己生活在楚门的世界。这样的话,每个微不足道的言行举止都能引来抱持同情的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在人生走到尽头时回顾,回顾我在哪个节点做了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决定、什么时候我和一些重要的人对视过、什么时候我也将有“一天之中一个女人的一生”的豁然。 日子静静地过去。没有任何人,只有神明作为观众。神灵对大多数人事物,袖手旁观。祂们透明的目光注视人类孜孜不倦地积累人生中的东西,看着我们如何将它们分类为珍贵的与应该丢弃的。 我必然不会是楚门。生活像不太好的文章,没有悲剧、英雄主义,只是平铺直叙。 相关文章: 黄玟颖/永远的布 黄玟颖/偶遇米迦勒
2月前
事先声明,这是一篇浅碟的读者的个人阅读经历回顾,试图在时空背景下去有所体会,而僭越了文字和文本(的可能)。 米兰‧昆德拉高龄逝世的新闻在文友圈传阅开来,似乎有点“冷”。《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在80及90年代中英知识圈曾红极一时,他曾如同村上春树一般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遗珠。如今这位文学大神似乎遇上了数位转型之下,世代更迭的知识断层障碍。 我在大学静下来的时刻,就是参加名为“孤舟”的小众文学团体。几位爱好文学、电影、漫画的学长姐带着学弟妹,让我第一次接触米兰‧昆德拉、马奎斯和村上春树就为之着迷。这个阅读组合充满了矛盾和迷人之处,一个带有浓厚的哲学气息,另一个充满激情奔放,还有一个拥有空灵的节奏,但它们都触及了生命中的矛盾和迷茫。或许这正是90年代中期的小文青所追寻的感觉,一种反建制的波西米亚风格,享受着爵士乐、啤酒、咖啡的品味和风格,还有王家卫的电影。 90年代中期小文青们捧着经典和孤寂星球阅读城市是时髦。因此若干年后,当我在英国完成硕士学业,终于能够朝圣布拉格这座城市时,确实兴奋不已。相比于柏林的历史沉重(博物馆岛和纳粹焚书)、巴黎的时尚奢华和喧嚣,以及维也纳的名人辈出(管理学之父杜拉克的《旁观者》传记),布拉格以其哲学性的反思显得独特而吸引人。这座以河流及桥梁著称的文化城市正是卡夫卡荒谬世界的发源地。昆德拉的作品,在两场诞生在布拉格的政治启蒙运动——布拉格之春及天鹅绒革命脉络下阅读,更有立体的意义。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宗明义的“万劫回归”哲学辩题,纵然有西西弗斯日复一日,把巨石推上山顶又滚回山下永无止境地重复的消极,但也有个体挑战困难庞大的结构中,不断地奋斗产生的自由意志(存在主义的回应)。虽然昆德拉更多将其视为偶然,甚至是欲望产生的挑衅轻藐,以不能承受之“轻”来瓦解各种文以载道的冠冕堂皇之重。这个对比与现代社会科学着重分析——结构与个人的能动性(agency)之间的张力,通俗一点说就是在问: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以“重”形塑出来的这个社会结构(从左派的集权政府)到资本主义的商业利益考量,都有媚俗的影子,自我屈服迎合大众口味、庸俗浅薄的行为。某种程度,这也是对于想要改变世界的手无寸铁的书生知识分子的反讽。以理想主义打造出先锋队伍,试图唤醒社会的知识分子,最后竟出现摧毁自由意志的铁幕主义,甚至沦为粗鄙粗暴的统治者用来抹掉记忆,改写历史的工具。曾是铁铮铮的革命好汉晚节不保,在自己催生的新世界中折腰曲膝,取而代之的是假大空的真理报。或许这个诘问思辨,也在回应地缘政治上著名的德国问题何去何从,崛起在中欧的新兴德语系国家,受到左右南旧有大国的包围(英美、俄国、法国),一战凯撒战败民不聊生的通膨,二战希特勒的疯狂,直到粗暴的共产主义巅峰史达林,德语系究竟应该如何在全球体系里头安身立命,找到自己的位子?新近的俄乌战争,又打开了这个旧问题的盖子。 昆德拉的“怀疑姿态”,在当时与另一位采取不同路径,留在捷克领导1989年天鹅绒革命,强调“没权力者的权力”的哈维尔,成了对立面,因此据说在捷克本土的受欢迎程度不如外界热络。就算常在小说作品中常提到跑步,爵士音乐和酒吧的村上春树,也在耶路撒冷文学奖上直球对决权威以色列,重申在高墙与鸡蛋面前,他将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 昆德拉之“轻”,或许也可与南美洲魔幻文学大师——马奎斯放在一起对比。不巧的是,南美洲与中欧同样是2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验室,左派与社会主义诞生于中欧,最后以国家集权的体制出现崩溃,在南美洲则以革命神学的形态对垒着美洲霸主——美国的影响。 在百年孤寂里头,屡次革命失败,又寂寞孤独的上校坚持不放弃,瘟疫之后不放弃相信爱情者最终开花结果。如此浪漫又懂得享受生活喜悦者,唯有抽着雪茄来革命的切‧古瓦拉才称得上是名正言顺的海报男孩。 如果晚年的昆德拉熟悉社媒演算法,那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媚俗的描绘与揭露,可能会有更深刻的伸延。从昆德拉那一辈经历理想主义到国家极权主义的幻灭,后资本主义的社交媒体演算法则印证了媚俗之泛滥成灾。从自恋造作,强调流量,急功近利变现的演算法到巅峰的人工智慧,会否演变出另一种更精细操纵真相,操纵网民情绪宣泄与跟风行为,甚至无法掌控AI的胡说八道的科技极权主义,已是近虑了。 掺杂着国家机关的管制和威吓,社交媒体已是文图媚俗聚集地的巅峰处。因此网民也可以效仿“万劫回归”式的诘问,究竟在虚拟世界的奋笔疾书是否属于徒劳无功的西西弗斯搬运工,还是每次都会掉入不同河流的多元宇宙?或许让人们以举轻若重的姿态,挑衅戏虐所有的一本正经,揭露所有道貌岸然之下的冠冕堂皇,拒绝遗忘,才是人性永恒的考验,才是我们与AI的分别,更是米兰‧昆德拉刻印在读者脑海中的永远大诘问。 相关文章: 【米兰‧昆德拉特辑】许通元/昆德拉的偶然与苏联入侵的核心 【米兰‧昆德拉特辑】吕育陶/生活在他方之轻和不朽 【米兰‧昆德拉特辑】杨凯斌/举轻若重的对照组 【重读米兰·昆德拉】陈翠梅 / 为了告别的聚会 【重读米兰·昆德拉】龚万辉 / 阅读昆德拉的几个关键词 【悼念米兰·昆德拉】王晋恒 / 生命轻重、媚俗与记忆的最后叩问
3年前
米兰·昆德拉以94岁高龄逝世,此时亦正值俄罗斯继续攻打乌克兰。俄罗斯既是1968年进攻捷克,后来导致昆德拉流亡法国那个解体后的昨日帝国苏联。当然至今为止,并无任何一位我们熟悉的乌克兰作家,犹如昆德拉般在国际享誉盛名,似乎当代比较重要的文学家或作家,都曾受其影响,或不小心,或被逼阅读他的作品,尤其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简称《生》)等。 大学时期阅读此书,与孤舟的一批友人。那时,时报文化出版的大师名作坊系列,颇受关注;阅读此书,似乎是最自然不过之事。此版本由中国著名小说家韩少功及其姐韩刚自英文版翻译。当时阅读《生》,令人费解,却异常有趣,尤其对于比较反叛的大学生,或爱思考的读者。如今偏好2004年尉迟秀译的皇冠版本(以下页数皆用此书),词句更顺畅舒服。 生命的偶然与巧合 昆德拉不知是幸运或不幸,遇到了布拉格之春──苏联入侵布拉格。而在《生》中第二部“灵与肉”,探讨了男女主角的相遇,似乎是偶然,其实亦是命运的安排,即书上说注定的。男主角托马斯就坐在酒吧门口不远的黄长椅,女主角特丽莎前一天也曾独自坐在那边,两人都爱阅读。他那时看她经过,叫唤坐在他身旁。昆德拉特地加了一个括弧中的句子(特丽莎感到灵魂水手冲上她肉体的甲板)。过了一会,她送他到车站,分手之际,他递给她名片说如果哪天因为偶然,到访布拉格……(页64)。 小说接下来的一段特别强调这张递出去的名片,远比不上种种偶然:作家这时又在括弧处理(书、贝多芬、“6”这个数字,广场上的黄色长椅)所组成的召唤,是这召唤给了特丽莎走出家门,意味着投向托马斯,改变命运的勇气。(页65)当然这里指的书,很明显的就是之后小说叙述的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在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导演Philip Kaufman是直接让观众看到书名。昆德拉却先叙述《安》中的情节,他其实是要塑造所谓的偶然,安娜在小说开头,瞥见火车站有人卧轨自杀,是预告了小说结尾的偶然,还是让安娜预先学习了最后可以如此卧轨而牺牲。当然贝多芬最后的四重奏在小说前面的第一部,特别提及,尤其是告知读者生命中的重与轻(页45),还有“非如此不可”。命运的安排似乎已注定,非如此不可,无可抗拒,似他们俩的相遇,似最后昆德拉流亡至法国。而“6”则是,托马斯居住在旅店特别告知特丽莎的房间号码,特丽莎故意打蛇随棍上暗示6点是她下班的时间。好事并没马上发生,因为男主角7点要搭车回他居住的城市。然而,昆德拉没放弃这个数字,“偶然”的让托马斯在战争爆发离国后,因为女主角再也无法忍受托马斯的风流史,再加上思念母亲与家乡,蓦然回乡;他才发现深爱她至不能没有对方(似昆德拉深爱布拉格或捷克,肉身无法回去,借着男女主角的肉身让灵魂回返)。他出现在公寓门口片刻后,教堂响起傍晚6点的钟声。两次最重要的“初次”与“重逢”相遇时间,都安排发生在6点。这让特丽莎感觉到美感与幸福,偶然的机遇之鸟再次齐聚在她肩膀上(页97页)。 或许正是这么几个偶然(相当平庸的偶然,在不起眼的小镇),启动了特丽莎的爱情,并且成为她众生源源不绝的活力泉源(页65)。似苏联入侵布拉格,给予昆德拉源源不绝的创作题材。 核心:苏联入侵布拉格 昆德拉的作品形式,以哲学理性论述配合感性的人物情感不断的产生变化而著称。然而,核心点,还是需要回归到苏联入侵布拉格。这是作家无法磨灭的永恒阴影,亦是永恒的动力,似托马斯给予特丽莎源源不绝的动力。有时你会感觉,昆德拉书写的特丽莎其实就是捷克的化身。 《生》中第二部“灵与肉”的第23章节写道:苏联犯下的一切罪行,皆隐蔽在一个幽微的明暗交接处。昆德拉以布拉格之春的入侵,被拍照录影记录下来,对比之前的50万立陶宛人遭流放,数十万波兰人被杀,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被清除,只能留在记忆中,无从以照片证明。因此女主角的设定,除了成为医生的太太,后来成为摄影师。她不顾一切走在最前线,不顾生命危险在7天内尽量拍照留下入侵记录:凶狠的拳头、摧毁的建筑物,染血的三色国旗覆盖一具具尸体,年轻人骑着摩托绕着坦克飞驰,分送给外国记者带出捷克去报道苏联的罪行,最后宣布:“这不仅仅是一场悲剧,也是一场仇恨的庆典,永远没有人能理解这庆典里奇异的欣快症是怎么一回事。”(页86) 昆德拉在《生》中叙述另一个女主角,即托马斯情妇萨宾娜的圆顶礼帽时,先解释了5种这礼帽的象征意义,如可以是她父亲留下的祖父遗物、托马斯玩情色游戏的道具等,重点在它一再回到生命时每次都带着不同的意义。于是昆德拉开始引用希腊经典。之前他从希腊史诗《奥德赛》(如《无知》)到希腊悲剧,甚至到苏联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如《生》);法国诗人蓝波对比小说诗人(如《生活在他方》);当然还有《圣经》《唐吉诃德》《维特》等也不时闪烁在《不朽》中,熟悉经典的昆德拉仿佛信手拈来,随时借用。今次他引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河床论:“人不可能两次踏进相同的河流”。昆德拉借用礼帽说的是,礼帽就似河床,萨宾娜每次都看见一条不同语义的河流:“相同的东西每次都引来一个不同的意义,但这个意义与过去所有的意义反响共鸣(像是一个回声,像是一整列回声)”(页107)。因此一切的引用,比喻,人物,叙述,到最后,产生了对苏联侵占布拉格,不同的意义,与过去反战叙述的意义反响共鸣。 即使到了2000年,昆德拉在法国出版的《无知》(2003年皇冠华语版)中,小说讨论的回归概念变成我们经常讨论的怀旧(nostalgia)这个词,他仍不时回到历史中(例如苏联如何攻占布拉格,导致流落法国的那些移民有时回也不是,不回去又让人嚷着叫你回去)去处理身分的问题。他的流亡,在作品中,就是不断复制各种苏联入侵布拉格的历史,他想通过各种文学方式、小说人物、身分问题、笑与忘(其实在谈及忘记时,作家又再一次记得,也故意唤起读者的记忆),记录入侵者的暴行(控诉战争一直是文学书写的重大主题),永远地改变他及众多流亡者的命运。这是他在不同小说,乐此不疲的变调,变奏曲。 相关文章: 【米兰‧昆德拉特辑】许通元/昆德拉的偶然与苏联入侵的核心 【米兰‧昆德拉特辑】吕育陶/生活在他方之轻和不朽 【米兰‧昆德拉特辑】杨凯斌/举轻若重的对照组 【重读米兰·昆德拉】陈翠梅 / 为了告别的聚会 【重读米兰·昆德拉】龚万辉 / 阅读昆德拉的几个关键词 【悼念米兰·昆德拉】王晋恒 / 生命轻重、媚俗与记忆的最后叩问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