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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葬

3星期前
2月前
  人生有高低起伏,既有从容风光也有平淡,经得起璀璨也走得过风霜,惟最终将化为尘土。离世后,或葬在土地里或火化为灰,留下亲友思念。 昔加末华人福利会当初为了地方上民众后事而成立,前身为“昔加挽中华义山建设筹备委员会”,至今已有70年历史。该会会长拿督刘晋铨、财政张德辉、总务陈永业和理事郑开成向Newswire《大柔佛》社区报娓娓道来该会的成立过程和未来规划。   张德辉指出,根据年长一辈所指,位于麻坡路1英里半,即马来甘榜鲁伯峇都的中华义山始于1900年,后来在30年代封山。那时,有的先辈也安葬于银旺路义山,该处仍是森林,有人逝世了就把树木砍一砍,让逝者入土为安。   “医院也把一些无人认领的病人遗体安葬在该处。” 他说,先辈在约30年代也在麻坡路7英里设中华义山。日军入侵时,英军炸毁了麻坡路7英里的桥和昔加末桥。人们很快就用木板重新做好昔加末桥,但麻坡路7英里因地点较为偏僻而未获重置。亚罗拉的民众难以前往中华义山,因此把逝者遗体安葬于银旺路的百年义山。当年的义山并没有人管理,逝者的安葬方向、位置大小等都不一致。   他们表示,先贤彭江海、刘东升、杨仁滨、颜文使等人于1956年积极奔走筹备之下,成功向政府申请与旧义山比邻的逾50英亩土地,作为新义山用途。他们也召集各帮领袖成立“昔加挽中华义山建设筹备委员会”,展开筹款及建设工作。 根据该筹备委员会所留下记录簿中的序言所写:昔加挽中华义山建设筹备委员会于1957年正式成立并在主席刘东升的带领下进行筹款,获热心人士踊跃捐款,1958年动工开辟建设如斩芭、围芭、开路、竖坟界、兴建义山亭等,并在同年冬季完成建设工程,1959年3月1日进行大伯公开光仪式,并制定章程。   直至1977年3月29日,义山委员会正式获得注册,社团注册局批准易名为“昔加末华人福利会”,委员由昔加末、亚罗拉新村和武吉仕砵新村各团体代表组成,并于同年7月28日召开会员大会,选出首届理事会,由昔属药业公会的罗宜侃担任主席。 他们表示,该会的会员是以社团代表身份加入,并无个人会员。如今,该会共有36个来自昔加末社团的会员,理事会则由29个社团代表组成。 “我们管理3片中华义山,分别为麻坡路7英里中华义山、麻坡路1英里半中华义山和银旺路义山,目前只有7英里义山仍旧开放使用,其余两处义山已停止安葬,惟仍进行管理与维修工作。” 他们提到,每年清明节时,理事会也会到麻坡路1英里半的义山和银旺路百年义山祭拜。   刘晋铨表示,该会因担心土地不足而做好准备,陆续购买土地并转换土地用途,如今能够应付未来50年所需。 “我们最后一轮购地是在2021年,耗资百万令吉购买15英亩的土地。如今,有38英亩土地尚未使用,栽种油棕赚取收入,作为福利与义山维护用途。”   他提到,由于麻坡路7英里旧义山逐渐饱和,该会在2016年也开启新的里程碑,正式推动“福恩园”墓园计划。该墓园占地13英亩,采用现代化墓园方式进行规划,提供超过1000个墓地,预料可应付约10年需求。   “我们也于2021年开始在麻坡路8英里兴建占地6英亩的福恩生命馆,其中2022年动工并于2024年竣工的骨灰殿工程耗资近500万令吉,包括两座骨灰殿、大伯公亭和美化基建工程。”   这些年来,银旺路百年义山走过一段崎岖之路,昔加末华人福利会为管理权奔走多年,只盼在柔佛州选之前能够迎来好消息。   银旺义山在1936年被划定为兽医局保留地,华社无法享有土地合法拥有权。有关当局1996年时曾批准一名人士的申请,以兴建摊位经营饮食生意,继而在坟地进行填土而引起风波,昔县安全理事会尔后在反对声浪中训令有关填土工程停工。 昔加末华人福利会于2007年在该处设立总坟。刘晋铨表示,他出任会长后向时任国会议员拿督斯里山达拉申请逾2万令吉拨款,在义山四周设围篱。   昔加末华人福利会于2012年开始申请义山管理权,但是一直没有下文。昔加末2030年地方发展蓝图建议在义山建超市,引起华社反弹。 “我们跟县署、多任国州议员们经过许多次的会议,这十多年来未获解决。如今,在巫罗加什州议员兼柔佛州农业、农基工业及乡村发展委员会主席拿督扎哈里沙礼和马华昔加末区会主席徐安岄的配合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他说,土地局将另寻土地给兽医局,然后把4英亩土地划给义山,另一部分划为印裔火化场,其余的则交由政府进行发展,但目前仍正等待正式批文。该义山如今葬有逾200个先人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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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园终于建成,1926年燕京大学提前放暑假。妻子预感日子不多,司徒雷登说她“硬撑到毕业典礼完成,学期结束后一周撒手人寰。” 《在华五十年》提妻子,叙述平直。第二天星期日下午举行丧礼,地点设在协和医学院教堂,燕大宗教学院院长刘廷芳主持。灵柩下葬在校园旁燕大公墓,她是公墓第一个安息者,那天是6月6日,新校园正式搬迁日,本应笑声满满,妻子看不到了。 乔治·科里(George W Currie)长期支持燕大,他敬佩司徒雷登,亲自为他打造校长寓所,计划书已经拟好:中国风格样式,位置临近湖边,在校园中心。他拒绝。宁愿住在学生宿舍、教学楼或办公楼。科里坚持,说不领情就取消其他捐款。他勉强接受好意,提出客厅、厨房和卧室都供学校用途,他只要一个小套房足矣。他说妻子病亡后,他对外物追求缺乏欲望,“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孟子·尽心章句上》中的话道出其感受:不做自己不该做的事,不贪图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如此而已。 他说与妻子婚姻美满,她离开后,他没有再娶。独生儿子在美国念书,中国局势不稳定,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司徒雷登为人积极,他收拾心情,重新将焦点和精力放在燕大,几位同事的太太在他外出时轮流帮忙看管寓所,他说他没有生活上的困难。 傅泾波是他身边另一位重要人物。《在华五十年》对傅泾波的着墨比直属亲人更多。傅泾波小他24岁,“既像儿子、朋友、助手,也像工作伙伴。”傅泾波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官场人物,父亲信奉基督教,18岁时他随父亲听司徒雷登演讲,立刻被吸引,最后也皈依基督。 傅泾波中英文俱佳,曾出任福特汽车公司驻中国经理,有自己事业。家庭背景特殊,他在官场、商界、学界都有人脉,他帮司徒雷登做穿针引线工作,随着局势变化不断调整方向,二人一起见过北洋军阀、伪满、民国政府、汪伪政权、中共等各式人物。傅泾波没有拿过燕大一分钱,司徒雷登任大使时,他也是义务工作。 最终得以回到中国安葬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搭乘飞机回美国,傅泾波随行。1949年11月,司徒雷登中风,从此行动不便。儿子在密西西比州当牧师,《在华五十年》说父子关系很好,但他和傅泾波一家人住一起更加自在,傅泾波女儿傅海澜回忆:“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都叫他爷爷”。 1953年,傅泾波用自己三万美元积蓄,在华盛顿买下房子,司徒雷登说:“对他的感激难用言语形容。1950年傅泾波一家搬到华盛顿后,他们一直在努力使我生活在一个舒适、安静的环境中。”司徒雷登晚年日子窘迫。他生活一向简朴,多余的钱都资助燕大贫困师生,自己没有积蓄。他不在美国纳税,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金。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得知其处境,每月资助他生活费六百美元。这笔钱重要,傅泾波积蓄花得七七八八,人已半百,没有工作。司徒雷登说病情不只折磨他自己,“对傅家来说也是长久累人的事情”,他们能坚持,“需要无比强大的耐心。”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去世,终年86岁。遗嘱说他想安葬在妻子墓旁。其骨灰一直安放在他生前所住寝室,等待时机。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改善,1973年和1974年,傅泾波应周恩来邀请,两次回国,两次提司徒雷登心愿,都未得明确答复。1986年1月,他致信邓小平,重提旧事。6月底,安葬一事得到正面回应,可惜他已病重,不能远行,安葬之事又被搁置,他在1988年去世,女儿傅海澜和儿子傅履仁继续努力,一样面对波折,直到2008年骨灰才得以漂洋过海,回到司徒雷登认为是最芬芳的土地。 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仪式在杭州市北部余杭区文星苑举行,傅履仁由美飞回见证。那天是2008年11月17日,墓碑上大幅头像下面,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1876年-1962年,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难以完美。各种考量,地点选择在其出生地杭州,并非在妻子墓旁。燕大并入北大,早不存在,其妻所葬墓园在文革前已外迁,墓地改建宿舍,郝平在《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说他当时负责北大外事工作,没有人知道迁移地点,他找不到文字记载。他到附近万安公墓探访,详读档案,一无所获:“我寄希望于有一天能够找到司徒雷登夫人的骨灰,迁回杭州,让他们伉俪得以在西子湖畔永远相依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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