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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盘工人

1 / 活着,是为了穿越活过的伤痕 不容易分辨是深秋,还是刚入冬,或更像夹在秋冬交迭之际,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时节。五楼会议厅外的长廊起了一股强风,刮向俯视的目光触及遍地而生的城市钢筋丛林,也像刮向遥远的记忆的井。 这次来台北,是参加在松山意和酒店召开3天的农业生态永续国际研讨会。类似的活动很重要,事关未来人类粮食供应链和确保持续安全生产量的探索,来自东南亚、东亚和欧洲的农业专家、学者、研究员、农讯刊物主编等都赴会提呈论文,不过,这样的会议流程一般都蛮枯燥。 我在上午召开的会议中,提呈了一篇论文:〈气候变迁与供应链韧性:马来西亚热带水果出口产业的适应策略〉,完成交流环节后就离开酒店,搭捷运出外逛走。从市政府站出来,风刮得更贴近地面,这里曾是熟悉的生活场景,记忆的盆地,不过,那也是多年前的事了。经过当时寒假到建筑工地打工的原址,靠近忠孝东路四段统一百货附近,这里已不再是坑坑洞洞、工程待兴的画面,而是盖满豪宅、咖啡馆、广场、科技中心或办公大楼,充满新时代气息。那群师傅,当年在这里的工地打拼,现在能想起的,一些早已回国,一些失去联系,还有些可能永远埋在台北。台北仍然繁花似锦,一棵棵整齐的木棉树沿街而立,在微冬的风中显得萧瑟,有几棵倒是挂着残留的红花瓣,清冷中带点炽热,行人道上晃过拥挤的人潮,但再也没有当时一起生活、冒险、逃亡的师傅身影。他们是勤奋的木匠、合力打造了台北的一部分,但台北没有记住他们。只有我记得。 我想起阿狗,来自霹雳小镇地摩的领班,他沉默寡言,常抽着印尼烟,但像长兄一般,总在我初学钉板感到迷茫时给予指点;从波德申来的马仔,爱说话、有些懒散,但总想寄钱回家;从沙登新村来的阿梅,经常咳嗽,身体不佳,却暗暗爱慕阿狗,还有巴生班达马兰的胡子,木工手艺高超,只是一见到警察就浑身发抖,紧张得像胆小者遇上晃动的黑影。 这些名字曾经伴我度过多个寒冬与初春,伴我挨过焦虑与恐惧。当警察突袭取缔时,他们潜逃的身影有时又像擅长玩捉迷藏的伙伴,懂得在最短的时间内,翻墙、穿弄、隐入夜色,那是属于他们活着的勇气。我也学着如何在台北这座城市里,用相似的节奏维生,用和师傅对亲的眼神,来相信只要坚持信念就可以活着穿过这座城市,虽然有时会有伤口。 我停在一栋办公大楼前,脚下曾经是我们栖身的地方。那时候,钢筋水泥充斥地面,土地深挖,为了盖建大楼而不断往内深掘的地基,像倒悬的花一直向内生长,周围建满倾斜的临时工寮供工人投宿,我和师傅群挤在简陋的屋寮内,一个冬季就是这样依日而出,对夜而返,长期在工地追赶工程的进度。偶尔放假,轻松出门,身上仍难免带着弄伤的疤痕,逛西门町,到地下舞厅喝酒听歌,不过,师傅群知道我是工读生,不勉强一起寻欢,让我一个人蹓跶,就到附近重庆南路书店街徘徊,看书翻杂志。 如今,城市的容貌已更换,人来人往,没有人需要再逃亡。我穿过对面的街口时,仿佛聆听到阿狗熟悉且低沉的声音:“小兄弟,你来这里半工读,记得把书读好,工地这条路不好走。”马仔典型的格格笑声、胡子睡眠时的呼噜,还有阿梅日夜不分的咳嗽声,都像微冬的风吹过会晃动的残影。 这次来松山开会,要不是出差,很难想起这座城市有过和师傅群一起生活、挨苦的往事。虽然事隔多年,这里仍有许多工地在兴建,无尽的发展工程在扩充,日夜赶工、比高度,更有许多豪宅在争房价,水泥、起重机继续在运转,而那群师傅的手,曾那么认真地敲打,一起见证城市的光与暗。此刻,重返旧地,掀开隐藏的记忆,现在想起来仿佛领悟到:活着,也许不只是往前走,更是为了穿越从未愈合的伤口。 到了对街,经过老式酒廊侧巷的音乐摊,竟传来一首熟悉的老歌,陈淑桦的〈梦醒时分〉,低吟的歌声唤起几许悸动过的回声: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2 / 寂寞,像是会生长的一个词 我那年初抵台北时,刚解严不久,在屏东技术学院念书,寒假投奔台北找工,赚取生活费。记得来屏东时,只带了母亲买的一件深蓝色毛衣,还有少许盘缠,大概只够应付一个学期的开销,因此,到台北打工就是一件燃眉之急的任务了。 我根据介绍人的联系方式,搭车到台北车站,一座浸在微寒里的都市:嘈杂、灰雾、霓虹灯、工地声,经中间人安排进入建筑工地当杂工,认识的一群师傅,都是来自马来西亚并身怀绝技的匠工,手法娴熟又带有原乡的气息。 他们都有一个特征,就是通过非法途径入境,来台跳飞机,这里有偏高的工资,反观马来西亚,处于经济衰退期,失业率偏高,所以很多人选择来台冒险。另一个特色是他们都有一种敏锐但安静的性格,可能生活在一个不合法的环境,有随时保持警惕的心态。我在相处时,第一次看到打游击式的工作实况,警队临检时就跳墙潜跑。久而久之,发现他们都有些寂寞,他们无法直接面对这个城市的真实生存。 那时,忠孝东路有几段,我也分辨不出来,到了建筑重地,围篱高高,铁板漆着鲜明的“严禁进入”字样,把外界完全隔开,形成强烈对照:一边是受雇的劳力市场,一边是资本操作的面貌。我开始向师傅取经,戴上安全帽、腰套钉袋,搬运木板、鹰架,也学习捶钉的力度、用墨斗打出水平线。空气中弥漫饱和的混合水泥粉尘、机油味、木屑,以及偶尔听到发展商的广告车喇叭传来沙音推销产业的宣传声浪。这座城市的繁华背后,有着许多弄不清楚的汗水与灰尘交织而成的故事。 第一次认识的阿狗,可能有些缘分,见到面,他就说了几句温暖的话:“小兄弟,你来对地方了,这里有我们可互相照应。”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蛮有力度,虽然阿狗的个子不高,双手不见十分强壮。那时,我感受到了一种陌生却温和的归属感。阿狗补充了一句:“在这里要习惯寂寞,因为除了工地的师傅,再也没有人会理我们了。” 马仔见到我这一个新伙伴,语气爽朗,但总带着些懒散的语气,他笑着说:“来啊,跟我们混,你钱赚了就可交学费,我钱赚了就可寄回家乡。”他指着工地旁的便当店,这里可以买到蛮便宜的经济饭菜,只是环境有些油烟,仿佛暗示着我,生活虽苦仍有烟火味。 再来是沙登新村的阿梅,一副身体不佳的模样,常咳嗽,但眼底透着坚毅;还有巴生胡子,技工精湛,任何木匠活儿都难不倒他,有一次工程绘图有个顶梁,凹凸型,对木工来说这是很考功夫的死角,结果,胡子细心完成。这群师傅看我孤单一人跑来找工,而且都来自同样的国度,语气中带有守护:“别怕,跟着我们就好。” 这是我初到台北见到的日常。师傅们一边搬运材料,一边警惕地观察四周,每当工地出现警方或劳工局的人影,他们就四散而跑,迅速隐入暗角。那是一场毫无排练的逃亡曲,虽然危险,但每个动作像经过精心计算。工地的粗活,台北的灰尘、冷风,带来紧张的氛围。寒风刺骨,而师傅们常用笑声、调侃来驱散,让彼此感到一种安全,终日在工地干粗活,虽然手指生茧、腰酸,但心里头还算温馨。 夜晚的工地生活,是和师傅聚在小巷,吃着经济档的饭菜,聊家常。阿狗讲起家乡霹雳地摩的生活、破产的家具店;马仔谈着想寄钱回家的期待与焦虑;阿梅说自己想早点挣到钱,风光回家安顿生活;胡子讲述他在巴生的经历,他拥有很好的木工技巧,却找不到发展的工程。此刻,每个人像是在倾诉,一种无奈与坚毅,努力在这城市活出自己的色彩。 这段日子,我目睹了台湾劳工局勤劳的临检盛况,警车更不间断疾驰而来。有时,夜深取缔行动结束后,我就守在工地临时搭的工寮,耐心地等待师傅群逐一回归,我知道,自己已经成为这座城市逃亡者的一员,半个局外人、半个自己。 3 / 痛苦是最认真的老师 松山的农业永续国际研讨会,来参加的各领域专才,穿着鲜亮衣装,在会堂从容交流、提呈论文。休会时大家品尝美食,交流,主要都在讨论一个主题,未来永续性发展的前景,不过,我当年念农科时还没有兴起永续发展的概念,反而到台北打工赚取学杂费,让我预先排练了永续生存的迫切性。 在台北工地的日子飞快流逝,第二年寒假,我再次北上,这时已不是陌生客,而逐渐熟悉工地的节奏,更融入这群马来西亚师傅之中。新的工地和发展工程转移到新庄,靠近辅仁大学附近的三泰路,工程已兴建到3楼,整个高级公寓绘图是30楼。 工人临时宿舍不像忠孝东路的地下层,而是逐楼居宿,在第三层。每天清晨,俯视街道可见拥挤的机车,轰鸣划破晨光,赶去附近工厂区值班。工地的鹰架在寒风中散发水气和木屑粉,我们的身影,在这些粉尘里勾画出朦胧似的宿命。 我们习惯在工地就地用餐,午饭后,躺在堆满木板的角落,有躺在棺木群的感觉。有一次,阿狗叫我看楼下,几个上了年纪的荷农在田边池塘挖掘,用铁锹往泥里铲,下雨了,他们穿上雨衣,头上顶了笠帽,烂泥巴把脚踝全给埋住了,一步步艰苦地移动步伐,背了几个大筐,把挖出来的莲藕装在筐里。阿狗说,空旷的田芭,现在可说是块宝,迟早大家不再种田、养荷,要卖地皮,盖房子,钱赚得才舒服……毕竟,一块田芭也收不了多少莲藕,挣不到什么钱。(7月28日续) 相关文章: 方路/聊斋拾疫 方路/别再想小狗的事 方路/一碗香炉
4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