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组新闻资料 | NewsC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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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二三事

《很难》剧组滞巴林返新“很难” 全程耗逾20小时

（新加坡7日讯）新加坡短剧剧组一行9人之前滞留巴林，回家之路困难重重，昨日终于几经辗转，经过20多小时的旅程后平安抵达狮城。《新明日报》早前报道，狮城女网红洪依嬣与7、8名朋友受邀到巴林工作，为微短剧《很难》进行拍摄，没想到碰上中东战火。他们原定当地时间3月1日晚上11时搭飞机返新，但航班被取消，过去几天，剧组一直希望能找到航班回来新加坡，但过程一波三折。如今，剧组在今早8时45分顺利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洪依嬣受访时告诉记者返新过程，一行人首先坐车从巴林前往沙地阿拉伯，花了约一个多小时，在当地昨日凌晨4时30分（本地时间昨早9时30分），抵达沙地阿拉伯的达曼机场。剧组要搭乘内陆航班飞往麦地那（Madinah），因为那里有马航航班可以到吉隆坡，他们在达曼机场看着其他航班取消或是延误，对于是否能顺利接上下一个航班，也只能听天由命。所幸，在延误3小时后，飞往麦迪娜的航班在早上11时30分左右起飞，花了约一个多小时顺利降落。随后，他们马不停蹄地赶搭当地时间下午4时30分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航班。经过约8小时的飞行，洪依嬣和团队在今天早上6时10分顺利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并于早上7时30分转乘飞往新加坡的航班。如同剧名《很难》一样，整个回家的过程确实也“很难”，但大家都很庆幸最后能平安回来。 “我们真的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幸运了，也希望其他想离开中东的新加坡人能够顺利离开。”　　花1800买“额外险” 《新明日报》昨日报道，新加坡外交部安排专机，今日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接载新加坡国民返新，航班每个座位票价为600新元（下同，折合约1857令吉），仅限新加坡公民及家属乘搭。洪依嬣说，由于不确定他们从沙特阿拉伯飞回来的计划是否会成功，他们也有向外交部表明有意搭乘上述从阿曼出发的专机，并各付了机票费用。他们的计划是，如果沙地阿拉伯飞回新加坡的作法失败，就乘车12小时到阿曼搭专机；当他们确定计划顺利后就通知外交部，把位子让出来给其他人。领事馆：明安排第二班专机根据新加坡驻阿布扎比大使馆和驻迪拜总领事馆在昨日的脸书发文，除了今天从阿曼飞回新加坡的专机外，明天也会有第二班专机将狮城公民带回家。另外，领事馆昨天也分别从阿布扎比和迪拜送走了2批新加坡人，前往阿曼马斯喀特，搭乘今天的专机回国。与此同时，根据新加坡旅游局所发的通告，他们将协助受中东空域关闭影响，并希望搭乘特别航班前往阿曼马斯喀特国际机场的外籍旅客。这趟由新加坡航空公司执飞的SQ8002航班，明日清晨5时30分从樟宜机场起飞，前往阿曼马斯喀特国际机场；机票价同样为每张600元（1857令吉）。

5月前

狮城二三事

渔村，与那些电影系学生教会电影人的事/钟加敬（万里望）

因为热爱，因为信仰，因为意义。这个2月在吉胆岛度过了6天。此前，我曾两次造访这里，但都是当天往返，从未真正停留过。作为观光景点，吉胆岛的面积并不大，两日一夜已足够。然而，这一次的6天感觉不再只是旅途，而是短暂生活。时间在这里格外缓慢。清晨骑着电动车在岛上四处游走，沿着木板路穿梭于渔村的巷弄间；夕阳西沉时，便坐在桥头看着远方渔船点点，听着海浪轻拍岸边。这6天的返璞归真，不仅是生活的简朴，更是心态的回归。此次渔村之行并不完全是度假，主要还是为了协助一群在中国留学的大马学生拍摄他们的毕业作品。由于资源有限，学生剧组往往需要业界的电影工作者作为外援，协助完成拍摄，形成了一种新旧交错的独特组合。这样的组合，注定少不了摩擦。初出茅庐的学生剧组靠沸腾的热血驱动，处事节奏与安排上难免手忙脚乱，而那些在影视圈浸泡已久的电影工作者，却往往难以适应这样的节奏，仿佛水土不服。面对这些满怀梦想的未来电影人，我们才发现自己的眼神早已失去了光芒。我们习惯性地用所谓的“业界标准”去衡量他们，抱怨资源不足，抱怨安排不周，甚至渐渐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那类“职场老屎忽”指指点点。我们似乎忘了，自己也曾经这样热血过，也是在这种混乱与碰撞中慢慢学会成长。只是，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与消耗中，我们的梦想早已被“生存”二字取代。如今，我们开始迷失，不断在找寻继续待下去的理由。心跳早已不再炙热，初心也不知散落何方。后来和同行的电影工作者聊起，才发现原来大家在开拍前都曾动过退意。毕竟大家都需要生存，谁又愿意接受低薪，甚至是无酬，只为了到渔村待上一个星期，投入一项吃力不讨好的拍摄呢？反正大家还是选择了留下，也没后悔留下来。对于学生剧组而言，作为外援的电影工作者是他们的恩人——他们总是尊称我们为“老师”，如“美术老师”、“道具老师”、“摄影老师”等，尽管我们自己觉得当之有愧。然而，对那些在影视圈浑浑噩噩打拼了几年的电影工作者来说，学生剧组的存在却有着另一层意义——他们就像一把微光，悄然点燃了我们那几近熄灭的电影梦。电影是梦工厂，却也让许多人梦醒。每年，无数人挤破头想踏入这个看似光鲜的圈子，同时，也不断有人带着失望与疲惫默默离开。甚至有人说，转行才是电影工作者真正的出路。电影工作者开始“斗长命” 电影工作者往往陷入一种无休止的内耗循环——没工作时焦虑，开工后又被排山倒海的压力与不公吞噬自己，一点一滴地消磨着心理健康。大家嘴上嚷嚷着要转行，却始终踟蹰不前，因为害怕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来了；害怕自己刚转身，就会被取代。电影业就像一张大饼，被前人啃剩一些饼碎，后人只能争抢残存的饼碎。随着僧多粥少，行业竞争加剧，电影行业的人力资源变得越来越廉价。电影工作者开始“斗长命”，甚少有议价的能力。说得难听一点，这个行业是用“人血馒头”堆叠出来的——超长工时、低薪等违反劳工法的现象是常态；被压价、拖薪、甚至公司跑路更是屡见不鲜。身为产业链中最弱势的群体，电影工作者的生活往往捉襟见肘，却因害怕得罪人、没工开，而选择默不作声，独自吞下苦果。大家常无奈地自嘲——自己是在圆别人的电影梦；梦工厂，亦是血汗工厂。讽刺的是，只有不依赖电影工作为生的电影工作者才有足够的底气去议价。认识一位美术指导，她离开这个圈子后开了一间咖啡馆，看似离这个电影梦越来越远。但主要经济来源不再倚靠拍摄后，她反而能以战养战，从容挑选自己真正喜欢的剧才考虑接案，反而更接近心中的艺术之路了。电影是光，也是人每一个追逐电影梦的人都曾以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触动人心。可现实并不像电影里那般热血，市场、资本、规则……一切都像无形的枷锁，把最初的热情一点点消磨殆尽。到头来，或许感动的只有自己。这些年，我们奔波于各个剧组，为了迎合影视市场，不断调整自己的原则，向主流靠拢，妥协、让步，大家渐渐忘了自己最初为何热爱电影。就像这片海，潮水涨了又落，落了又涨，而我们就像被卷入其中的一叶扁舟，随波逐流，却早已忘记了最初航行的方向。迷茫之中，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初心：我们为什么要做电影？是为了那些无谓的虚荣？还是想做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其实答案一直都在。就在我们彷徨时，眼前那群满腔热血的电影系学生，正为了他们的作品拼尽全力，倾注所有。他们教会我们，心之所向，身之所往。他们提醒了我们，因为信仰，电影不只是资本的游戏。它是光影，是情感，是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连接。电影，终究属于那些依然相信光影可以改变世界的人们。

1年前

吸引外国剧组来取景泰批准提高现金回扣至30%

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部长索拉翁表示，内阁已同意重新审议促进外国电影在泰国拍摄的措施，并对相关标准、方法和条件进行调整，包括将现金返还比例提高到30%，以及取消对单部影片返还金额的上限。

2年前

【戏说戏剧／03】拍摄竖屏剧，一场速度与妥协的竞赛

“我们拍电影，每一个画面都是精挑细琢；拍竖屏剧就是赶工，更像是工厂流水线产品。”竖屏的视野较横屏狭窄，灯光可以靠得较近，灯位多，无需考虑填满画面，对技术和美术组的要求降低。

2年前

新加坡的最后一个渔村/鱼儿水中游（新山）

“再警告一次，那里的环境真的很恶劣，没有厕所没有水没有电，蚊虫也多，你记得多带两罐防蚊喷雾下去。” 我紧张地点点头，套上防晒外套、脖子贴了防蚊贴、袜子拉高、喷两层防蚊喷雾后，再将喷雾依次传给导演、演员、摄影、灯光师等等。副导E看起来如临大敌，蚊香都准备了几盒，还像是学校的巡察员在巴士上来回监督，确保每个人都喷上了防蚊喷雾。巴士停下，一位身材肥胖的印裔妇女坐在小屋里，握着她那表面龟裂，因为持续使用行动电源而微微发烫的智能手机看些短视频。对于自己的工作，她有一种过于漫不经心的自在，只有等到E自行推开厚重的大门给巴士进入，她才拿出一本沾满褐色油渍的蓝色记账本，让E登记所有人的资料。记账本迅速地传到我手上，与商场苛刻地一张张检查所有人的身分证不同。在E的指示下，我只在上面写了其他人简短的洋名，电话号码统一给了一个。那印裔妇女打了一个哈欠，突然雷声作响，导演看了看天，对着道具师说道：“快点，快点，我看待会儿天都要帮我们拍戏。” 今天的戏只是荧幕上的一段回忆，事业有成的女主角回忆起小时候和妈妈住在破旧的渔村，和妈妈一起盯着漏水的天花板，心想以后一定要住进大洋房，给妈妈一个好的生活。负责找景的人替我们寻了这个号称是“新加坡最后渔村”的地方——Jenal Jetty。所谓的渔村，其实不过是3栋小屋子连在一起，屋子中间有一片课室大小的农地，种了些番薯叶、菜心和青葱。农地对面有两个大鸡笼，几只肥硕的大公鸡困在铁笼里拘谨地左右转身，互啄同伴，一声声鸡鸣听起来都有气无力，仿佛只是对这有点闷热，又始终不下雨的天气发出两声牢骚。农地左边则是3个一人高的塑料盒，专门搜集雨水。塑料盒上装着漏斗，暂时看不见有什么过滤设施，就连黄铜水喉看起来都有些破旧，可至少没有生锈。往更里面走去，就是一条百米不到的独木桥，几艘装有电动马达的小船停在旁边，晒着一些绿色尼龙渔网。几个红色塑料箱零零散散地倒扣在桥上和船上，应该是仔细清理过，鱼腥味竟没有想像中的重。就这？我不禁在心底咕哝。这座渔村不似村，要说环境艰苦，那情况更糟糕的渔场或新村在马来西亚比比皆是。我搓了搓鼻尖，不晓得是不是雨水浸湿土壤的味道太强烈，盖过了那应有的鸡屎或鱼腥味。一条粪便滑过蓝绿色的海面。啊，原来还是有厕所的，只怕是没人敢上。在我看来不算艰苦的环境，却迅速地给今天的小演员带来过多的冲击和伤害。小演员一下子挠挠大腿，一下子搓揉眼睛，只差下一秒就要嚎啕大哭。我们等了一会儿，等不来理想的倾盆大雨。道具师只得匆忙地拿着便携洒水器去装塑料盒里的雨水，再和摄影小弟合作，一位按压抽气泵，一位抵着天花板的下方，做一个小型的雨幕，营造倾盆大雨下屋顶漏水的假象。屋主H一开始还告诫我们别弄湿外面的地板和家具，但剧组就像一组不容拆卸，运转迅速的机械，副导E不断催场、摄影和灯光师烦恼着如何营造出下雨的效果、化妆师拿出褐色粉底涂黑小演员白嫩的脸颊。我打了声简单的招呼，询问时已经把晒在屋檐下的衣服收起，给屋主H的晚餐盖上防水的盖子。H面无表情地坐在桌子前，两碗绿得发黑、只有拳头大小的蔬菜，还有一条10厘米不到的煎鱼都装在传统的公鸡碗盘里，最后盖上挡水用的罩子。屋角传来砰砰的搬东西声，水管里的水像是不要钱一样从屋檐泄到地面，一束水在演员头上，一束水在镜头前面。再怎么珍贵辛苦收集的水，几个镜头后也消耗了一半。H一闪而过的心疼表情没入任何人的眼，大家都只在别人的家里鸠占鹊巢般地工作。一个丑陋的，被涂上黄漆的塑胶娃娃塞到了小演员手上。导演蹲下身给今天的两位主演讲戏，语速极快：“妹妹你要想想看，喜欢这里吗？要住在这里吗？不要住是不是，要想‘我不要住在这个漏水的房子’，把这个桶放这边，再把这个桶放这里，妈妈把桶递给她后，看着天花板，想这屋子那么破，天花板漏水漏成这样，这样的房子能住人吗？” 演妈妈的演员了解指示后确定地点头，而小演员似懂非懂，心急的副导E努力引导着小演员，询问道：“小妹妹你以前看过这样的房子吗？” “没有。” “对啊，你看你多幸福，可是这个角色要住在这里很久，看那边的妈妈，哇，她要拿好多桶装住雨水，屋顶漏水得那么厉害，你会不会心疼妈妈，觉得妈妈很可怜。” “导演，这个雨水下得有点小，你看这样可以吗？” 现场没有人为这荒诞的一幕发出一声嗤笑。哪怕水下得很虚假，打湿了屋主H不晓得储存了什么东西的红色塑料密封桶。我环绕四周，屋子外沿的栅栏是商店里买的那种绿色网格尼龙，从屋檐延伸出去的是透明的波浪形沙篱网，晒衣架是一条长长的鱼线，更后面的地方是一堆装卸渔获的透明保丽龙盒。一句咒骂突然钻进耳里，E说，她的脚被蚊虫咬了。人们对身旁的困苦视而不见一个半小时后，拍摄终于结束。小演员原本白嫩嫩的包子脸上如今有浅褐色散粉伪装的尘土痕迹，还有几个货真价实的蚊虫咬痕。她哭丧着脸牵着真妈妈的手，演妈妈的演员则匆忙赶去下一场活动。摄影师们拿着雨伞，在小雨下搬运器材。导演随口问了句这里哪里可以打车啊，屋主H像是终于把恼人的旅客送走，心情轻松了些，竟然主动回话：“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这辈子连MRT也没见过。” “哇，竟然还有这种事。”导演惊叹。是要说现代人对于落后的乡下生活毫无认识吗？电视上那些第三世界的贫穷和饥饿不停地作为奇观，带着悲情进入观众的视野，形成一种安全的戏剧效果。但回到了现实，人们却对身旁的困苦视而不见，对于所谓的低端收入人口始终抱着一种观赏珍奇动物的心态，恐惧与不解，好像我们踩着的地不是同一片地，我们拿着的并不是相同的护照或身分证。他们像是外劳移工，属于城市的幽灵，每日与我们在地铁贴肩，却视若无睹的存在。可就连我自己也从未想过，当我们将这些活生生的人、他们所居住的环境摄入镜头，那些被摄入的人究竟抱着怎样的心情看待自己。或许是我那初出茅庐的不自在被H察觉了，当我将衣服挂回鱼线，H主动伸出手来帮我，像是解答一些我未说出口的疑惑：“不用做了，我在这里很久了，知道这里的人有怎样的习惯。” 像是一张太过传统的渔网，或已经年老得无法发出响亮啼叫的公鸡，在这个高速发展的国家里没有任何的进步，在淘汰的边缘悠然自得的活着。说到底，我们也只是打在他老旧屋檐下的一声响雷，留下了恼人的焦恨，让那宁静的海面荡起不安的涟漪；可下一秒，海面还是海面，屋子仍是他打算住一辈子的地方，不会随着一群拿着相机的不速之客匆匆经过而有任何的不同。

2年前

《飞行奶油》剧组接死亡恐吓警已开档调查

警方证实已接获电影《飞行奶油》制作人和编剧声称接获死亡恐吓的的投报，目前已开档并从恐吓及蓄意破坏角度调查此案。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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