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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看世界

退休教师拼命写书赚钱为养活全市1200猫！

土耳其特拉布宗一位退休体育老师将著书销售所得的收入，全部投入到拯救流浪猫的事业中，从最初的200只猫，如今已发展成覆盖全城的“爱猫使命”，自掏腰包照料着全市1200只猫。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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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语写作的印裔作家乌塔亚／我写书不是为了迎合谁，而是希望读者思考

乌塔亚桑卡（Uthaya Sankar SB）自90年代起，加入我国印裔作家行列，专注使用国语写作，至今已出版近30本著作。在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RTM）的工作经验更让他能敏锐察觉时事议题。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有科普印裔文化和民间故事，也有评论专栏、批评事实议题。树大招风，乌塔亚承受过不少莫名指控，但他却对此不以为意。他的人生哲学是如何看待这些批评，又如何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呢？报道：本刊辜嘉荣摄影：本报林泓川 “如果有人批评我的文章，那就一定是我做对了什么。”这句听起来颇有“黑红也是红”的意味，却是乌塔亚受访过程中多次展现的态度。他的脸书自介甚至自嘲“可能是最令人讨厌的马来西亚作家”。乌塔亚与故意引起风波、透过争议举动转换成流量的“黑红”不同，他很好学，也仔细对待自己文字。这样的性格怎么会引起不满呢？“有好多指责我的事件，例如1999年我在国家语文出版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DBP）出版书时，里面使用了‘马来西亚语’（Bahasa Malaysia）而非‘马来语’（Bahasa Melayu），就被指控是反马来文化。”乌塔亚无奈地笑出来。 “我1972年出生，而1970年政府开始推广使用‘马来西亚语’一词，从小到大我都使用着‘马来西亚语’。甚至我与DBP签署的合同里也有使用‘马来西亚语’一词，突然说我不能使用从小到大习惯的词汇，我不能接受。” 自此，乌塔亚就暂停与DBP合作。大约3年后，当DBP致电询问乌塔亚是否有意重新合作时，他再三与对方确认不会胡乱修改自己使用的词汇，才点头答应。 “如果我书写的角色和环境是60年代，我会使用‘马来语’，70年代后我会使用‘马来西亚语’。所以我写的每一个词汇，无论是‘马来语’、‘马来西亚语’还是‘国语’，都有其意义，不能随意更改。” 到了2021年，乌塔亚与DBP再次意见相冲。“DBP认为我只有在说明伊斯兰的神明时，使用‘Tuhan’的‘T’才能大写，其余宗教信仰的神明的‘t’只能小写。我这次被指责反伊斯兰，至此就没再跟他们合作了。” 坚持自己的原则并不简单，无论是先前放弃的3年合作减少了他的收入来源，还是近年的作品在马来社群支持度下降，对他来说都是不小的冲击。“但我不会妥协自己的原则。” 让国语书籍中的路人演员被看见乌塔亚爱表达自己的性格，是随着童年时阅读习惯而来的。“小时候家里较穷，但对阅读很有兴趣，只能去学校的小图书馆借书来读。回家后还会以自己的方式重写一遍故事作为读后感。” “到了中学，我甚至每天上课前借书、回家读完、隔天还了再借。图书馆管理员都忍不住问我‘你是不是真的有读的呀？’”乌塔亚主要阅读英语和国语书籍，过程中他发现国语书籍莫名奇妙的规律。 “在80年代的环境，国语书籍中出现的华裔印裔大概都是‘路人演员’，华人都是老板、印度人都是醉汉。可是这跟我身边认识的人和环境不一样呀！”乌塔亚说当时的国语书籍是“马来人写马来人的故事给马来读者”，生态过于单调且偏颇。 “英文书籍反而可以看到日本、中国、印度，不同国家的作者写各种故事。我是不是也能以印裔身分书写属于我们的故事呢？”或许是因为出身自印裔，且是印裔占比小的玛拉雅丽人，乌塔亚总被非印裔误会，甚至也被非玛拉雅丽人质疑不能代表印裔。这种不被人看见的感受影响着乌塔亚，让他想要丰富国语书籍的多样性。乌塔亚不仅想要让人们认识印裔和兴都教文化，他对不同族群和身分的故事也感兴趣，觉得不应该被埋没。了解完整故事后才写作随后，他便开始以不同视角诉说着各类故事。他透过通俗语言写了一本介绍印裔传统的故事《Rani di Kuil Bhagavati》；也在《Malaiur Manikam》讨论我国鲜少碰触的课题如印度神话的跨性别者、马来人特权；甚至研究了柔佛港主制度、太平甲必丹、用年糕祭拜灶神等文化和历史故事。不过，他终究只有自己的视角，要怎么确保自己不会书写出偏离事实的故事呢？ “我对特定议题有兴趣后，会搜寻学术论文获得可靠事实，现代发达的网络让这件事变得简单多了。我会跟不同族群的邻居朋友聊天，试图理解他们的视角。” “传承历史故事的人更是重点。之前为了认识太平甲必丹，我发函询问太平古迹协会主席，向他请教相关资讯。就算我的评论专栏只能写800字，但我对故事很感兴趣，不会点到即止，而是尽可能了解完整的故事后才开始写作。” 与人聊天就像化学连锁反应，乌塔亚认识嘉阳出版社社长许育华以及文史工作者陈亚才，经常与他们聊天，偶尔从中获得新题材。“许育华是永平人，他跟我提过柔佛的港主制度，我觉得很新奇就开始研究这个题材。有时候，看电影、看影片也会让我注意到不同文化对同一个事物会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这些也都是我的灵感来源。” 确认了要写什么，也要知道文章是写给谁看。虽然写作并不完全是为了迎合读者，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一种管道，乌塔亚通常设定会有10位读者阅读，不追求写出上百、上千位读者喜欢的题材，但也不会是无人问津的作品。 “在我的想像中，这10位读者看了我的书，能从中获得新资讯，或动摇了他们原本习以为常的设想。我写的书不是为了迎合谁，而是希望这本书能提出疑问、让读者思考，尤其是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大马人。” 虽然乌塔亚写作时参考的文献和资料听起来都是沉闷的研究资料，但他会确保使用的语言和文字是贴近大众、容易被吸收。“毕竟这才是我写作的目的。” 把小时候得到的帮助，回馈给社会除了自己写作，乌塔亚也希望带领更多人投入写作。1999年，乌塔亚开设印裔国文作家协会（Pertubuhan Sasterawan Kaum India，Kavyan），亦在多所私立学院和教育机构担任国文、马来西亚研究和道德教育老师。“我也不敢说教了什么大道理，只是分享我自己的写作经验。我所获得那么多机会都因为有很支持我的师长，我觉得需要回馈给这个社群。” 乌塔亚从小接触到的语言就只有英文和国文，自己的语文能力也为他争取担任淡米尔学会秘书。由于学会对外公告等正式文件都使用国语，因此老师遴选时觉得没问题。不过同学却因为乌塔亚不会淡米尔文，认为他不适配。 “为了证明自己，我每天放学后都收看淡米尔文新闻，记下不明白的词汇，再对照稍晚的国语新闻来学习。到了中五，我透过国文和淡米尔文创作的诗还刊登在校刊。”除了向同学证明自己，这也是乌塔亚向老师致谢的方式。此外，就连乌塔亚的化学老师也曾在他朗诵诗歌需要假血道具时为他制作。师长对他的鼓励形塑了他的性格，乌塔亚想要成为这样的人。“我创办作家学会、举办写作工作坊、教国语等等，都是为了希望让更多人能使用、读懂国文。” 乌塔亚设立的工作坊会涵盖写作的大小细节。“学生带着灵感或故事大纲来参与，但我不会让他们直接写好给我改。我会先让他们决定要往哪一份杂志投稿、字数限制、文章风格、受众群等都会因为平台不同而有不一样的需求。” 写作和创作虽然没有绝对对错，但遇到事实错误或认为故事不够好，乌塔亚会明确告知学生并要求调整，他不希望学生误判了自己的写作品质。随后，这“一条龙”工作坊也包括乌塔亚帮忙寄出、投稿的程序。只要有人愿意听，就是持续的动力教育是漫长的耕耘，乌塔亚也不急着获得什么成果，纯粹享受其中的过程。偶尔，曾教过的学生与他相认也带给他惊喜。“有一位男孩突然在脸书联系我，他说我是他人生中第一位让他到台前朗读的人，增加了表达自信。还有，另一位淡米尔小学的女孩，在活动第一次接触国文就被它吸引。如今她正在理大就读翻译硕士学位。” 乌塔亚曾公开点出淡米尔小学十大问题，初衷是希望强化国文教育，不让孩子上中学后无法适应，进而造成淡米尔小学式微。然而，这些意见同样遭受印裔社群批评，质疑他不曾上过淡米尔小学无权置喙。乌塔亚无意争吵，比起能否在舆论中占上风，他更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认识国语。只要有人还愿意听他分享，就已是他持续的动力。更多【非常人物】：印尼漫画家法扎蒙克／以夸张与无厘头的角色呈现世界 HAKKEN八犬／在角色扮演中认识自我厨师刘嵘富／用法餐技艺叙说南洋故事

4月前

【如意安详】落手江山/何国忠

1987年11月7日，《读书》编辑扬之水为《异学杂著》出版事到徐梵澄家，徐梵澄收到誊录好的《天竺字原》序文，重新审定目录，嫌书单薄，将《行云使者》拿出来，嘱扬之水帮忙誊录其序及跋。谈完工作二人闲聊，徐梵澄说散原诗句“落手江山打桨前”，初读觉“落手江山”老套，半年以后，忽然惊悟，原来是击水时见江山倒影，不禁一笑，“细玩其意，得无妙哉”。扬之水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记有此事。静则生明，读诗如此，读哲人经典也如此。遇不解处，毋妨存疑，待心思更虚更静，知觉性潜滋暗长，理解力增强后，就恍然明白。扬之水看不懂《五十奥义书》，他说不急，总会明白的。他强调介绍学术，不须张扬。智慧的吸取和人的经历息息相关，自求自证，在学习过程中好处更多。又说不管什么宝典，书始终是书，是外物。到真正没有疑难之后，可将之舍弃。处在高境往下看道理，提起或放下，皆无不可。他有过目不忘本事，1938年在湖南艺专教书，后来成为名画家的丁天缺是他学生。学期末考题为“略论魏晋思想” ，三天交卷。丁天缺连夜挑灯，完成22页论文，交卷第二天，两人偶遇，他称赞丁读书不少，可惜方法有误。他背一段丁的试卷，从头到底，一字不差，然后点评。丁吃惊。虽说是自己所写，百分之百和原文一样，重新默写，丁说他绝对没有能力。丁是中国第一位介绍毕加索的艺术家，丁在《顾镜遗梦》中说徐师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被形容为得道高人，徐梵澄有接地气的凡人色彩。“学习是为了活着，不是活着为了学习”，德国老师的话，他拿来劝人，邻居詹志芳却认为他实践的是后半段。他和不少老派学者一样，不工作凸显不出自身意义。80岁时决定封笔，半个月不到又动笔。写不完的学术题目，清一事算一事，尽心尽力。他对侄儿徐崇善说，要“为国家学术稍撑持局面”，因为“后起多秀，然深造尚遥，俟其大成而已”。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陆灏听施蛰存说过：“钱锺书，我不说他聪明，我说他用功。”徐梵澄适合类似形容，单靠聪明，上限不高，用功才是实力凭借。人至晚年，他一样不轻易浪费时间。他视为亲人的詹志芳在〈琐忆徐梵澄先生〉说他生活有规律。身体好时，天不亮就起床，喝咖啡，背梵文。天亮，做健身运动，抽一斗烟，吃早饭，然后写书或翻译，12点休息。看报纸，吃中饭，小睡一小时，起来抽一斗烟，又工作。晚上休息，除非赶稿。学者生涯枯燥，徐梵澄的经历却有奇特处，留下的隽语和故事，读后难忘。1985年，社科院宗教所代表团到曼谷出席佛学会议，他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访的代表团撑起场面。他从容不迫，对答如流，渊博知识是强项，英语、德语及梵语的造诣更让与会者称奇。宗教所长任继愈说他“挥麈纵谈，不亢不卑，处置得宜”，孙波的《徐梵澄传》记了当时经过。徐梵澄1984年1月出版《五十奥义书》，同年5月出版《神圣人生论》，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拍板说：“赔钱也要出”。以为曲高和寡，不料二书销路不错，都再版。因为对中国、德国、印度的古典语言和哲学切实钻研体会，金克木说徐梵澄将《奥义书》译成。他和徐梵澄是同行，但是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中译《奥义书》：“我对于梵澄同志的功力和毅力只有佩服。” 虽然谢绝访客，有机会和他接触的年轻人还是不少。例如扬之水、陆灏、孙波、詹志芳、他的侄辈们以及鲁迅博物馆多位研究员。《读书》及《鲁迅研究月刊》和他关系密切，他不只供稿，也经常被咨询，在编者看来，贡献不小者获杂志赠阅理所应当。但是他坚持订阅：“我最反对中国这种乱送刊物的做法，我一定要付钱。” “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侄儿徐崇善遇不如意事，徐梵澄引《易经》句要他释怀。侄儿爱和小叔谈诗论艺，本在北京工作，后来被调到江苏泰州，他提醒侄儿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安于自己所处，讲究仁义，就能带着宽厚的爱心积极面对世间万物。 “人入暮年，可有孤独感？”扬之水问他。他说可做之事很多。手绘丹青，操刀刻石，这是业余爱好，还有一堆早已拟定的工作计划，又要看书读报，白天够忙。晚上则手持一卷断代诗别裁集，通之，批之，都是乐事。他说：“孤独与余，未之有也”。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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