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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2星期前
每当看到有政治领袖对宗教表现得很虔诚,勤政忙碌还很节俭,吃穿用度都不奢华,但人民生活不见得很好,官场风气不见得清廉,小人当道贤能避走,领袖就是不喜欢听到批评时……就会想到梁武帝。 卫塞节是佛教的大日子。说起佛,就想起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是中囯历史里著名信佛的皇帝。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不休的时代,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萧衍是梁朝的开囯皇帝,在位48年。 开国之初,他精励图治社会稳定,是南北对峙的时代里,百姓在南方难得安生休养的时刻。 由于政权一直更替,动荡不安,老百姓活得朝不保夕。 为了安定人心、稳定社会,梁武帝大力推动佛教发展,一定程度上取得不错的效果。 萧衍老了之后,信佛信得太深,想直接出家当和尚,就去寺庙里剃度。 朝廷大臣哪能答应?大家于是用国库大量的钱,来赎萧衍还俗。 结果,同样的戏码上演了四次。 萧衍最终还是回来当皇帝,国库的钱也被折腾得差不多了,但信徒和僧侣都被皇帝的虔诚打动。 相信萧衍也被自己的虔诚心感动了。 只是后世的看法,难免觉得这皇帝太爱表演了,连宗教信仰都能拿来秀一把。 虽然有些人认为萧衍是个昏君,但老实说他的政绩还是不少。 姑且不论推动佛教方面的诸多贡献,他初期治囯还真是用心,至少当时梁朝的国力还真是不弱。 但是,老年的萧衍摆脫不了长期掌权政治领袖的通病,那就是: [vip_content_start] 有大头症和被小人包围。 梁武帝在位后期,因为权贵官僚阶层贪腐奢靡,百姓叫苦连天。 大臣贺琛上书劝谏提出四件事,一是人民无法安居、二是官员奢靡贪腐、三是朝廷里很多小人、四是国库空虚。 结果梁武帝大怒,他除了逐一反驳贺琛,还强调自己如何勤政,如何操劳,如何节俭,没有娱乐,过得简单,每天忙政务。 忙到什么地步?忙到一天只吃一餐,原本腰围挺大的,因为太操劳瘦了很多,还怕別人不信,说以前用的腰带还在,你们不信可以来查看。 皇帝这是要告诉全世界,我勤政还节俭不花囯家的钱,就是为了救国救民! 皇帝的潜台词就是,我这么忙,都忙成累成这样了,你们还想怎样?还想批评我? 大家都听懂了,再加上皇帝亲自驳斥批评的意见,这下朝廷上下更懂了,没人再提皇帝不爱听的意见了,没有了批评只有一致的赞美。 梁武帝的晚景凄惨是有其他因素造成,不完全是因为他佞佛。 毛泽东读史都爱点评人物,他认为梁武帝的败亡就在两个原因:予智自雄,小人日见,良佐自远,以至灭亡。 意思就是,梁武帝自以为很英明厉害,被小人包围了,贤能的大臣都离开了,最终就一定失败。 这就是历史教训。 每当看到有政治领袖对宗教表现得很虔诚,勤政忙碌还很节俭,吃穿用度都不奢华,但人民生活不见得很好,官场风气不见得清廉,小人当道贤能避走,领袖就是不喜欢听到批评时…… 就会想到梁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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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30日讯)2026年释迦院卫塞节花车游行于今晚7时举行,约40支来自佛教寺院、佛教团体、学校及社区组织的队伍齐聚出发,以花车、灯饰及诵经祈福等形式迎接卫塞节,为古城增添庄严祥和的节庆氛围。 作为马六甲佛教界的重要年度活动之一,今年花车游行吸引数千人参与,除了佛教徒共襄盛举外,也吸引不少民众及游客前来观赏,一同感受卫塞节所传递的慈悲、和平与和谐精神。 促进社会和谐文化交流 参与游行的队伍来自各佛教寺院、佛教团体、社区组织及学校,通过主题花车、灯饰展示、念诵佛号及祈福仪式等方式,共同弘扬佛陀慈悲济世、和平共处的精神,也让卫塞节成为促进社会和谐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傍晚时分,释迦院周边已陆续聚集信众、市民及游客,参与单位则忙着为花车游行进行最后准备,工作人员则穿梭人群之间维持秩序及引导交通。 游行开始前,大会在释迦院进行诵经祈福及隆重的开幕仪式,邀请甲州庆祝卫塞节委员会主席拿督斯里孙殿赐、甲市区国会议员邱培栋、甲州行政议员拿督魏喜森和谢守钦、甲首长投资顾问兼州政府对华特使拿督威拉林万锋、州议员刘志俍、郭子毅及林朝雁,斯里兰卡驻马最高专员达尔沙那,以及释迦院主持瑟拉兰卡拉、主席拿督陈金赐、署理主席洪炎成、顾问拿督林朝明与拿督苏宝胜、拿督孙栋梁、拿督柯梦磊、拿督朱国升等参与。 今年游行路线是从释迦院出发,途经敦霹雳路后直往玛琳路,再转向拿督威拉傅润添路、柠檬眼路、赛阿都阿兹路、哥打拉沙马那路及东街纳路,随后返回释迦院,并举行诵经祈福仪式。 善用科技促进沟通理解 2026年卫塞节以“资讯互联,智慧共生”为主题,呼吁大众在资讯传播快速发展的时代,善用科技促进沟通与理解,同时以智慧分辨资讯真伪,以慈悲心关怀他人及社会,共同营造和谐共融的生活环境。 卫塞节花车游行多年来已成为马六甲重要的宗教文化活动之一,不仅是佛教徒共沐佛恩、传播善念的重要时刻,也让大众进一步认识佛教文化与价值观,展现古城多元族群和谐共处、互相尊重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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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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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蔻之谜 豆蔻是东印度群岛有名的香料。根据卫理公会柯腊夫(Benjamin Clough)牧师在科伦坡刊印的《僧伽罗语英咭唎语词典》(A Sinhalese-English Dictionary, Colombo: Wesleyan Mission Press, 1892)第797页,豆蔻的其中一种名称是depala。其中de就是deva(天神),pala就是phala(果)。豆蔻是天神之果,武吉士语和马来语也称豆蔻为pala。佛教说因果,果就是phala,既有善果,也有恶果,而马来文借用后写成pahala,专用于善的果报。这种带不带h音的不一致,困扰了一些人。其实这也没什么的,马来语中俯拾即是。比如kahwin(结婚),过去多说kawin,不是有句俗话叫“一日结婚一日老”(sehari kawin, sehari tua)么?再比如baharu(新)一词,从前作bahru或bharu,武吉士和米能加保语都作baru。话题扯远了,总之,有豆蔻吃也是一种善报。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四引用《南方异物志》,记豆蔻名称另有“漏蔻”这一写法,他解释:“盖南人字无正音也。”似乎是说“漏”是“豆”在南方方言里头的走音。 我们知道闽南语和粤语都把“漏”字念作lau。不少人爱吃槟城的豆蔻切丝,此间闽南语称这种芳香蜜饯为“lauhau丝”。其中hau是khau(蔻)的走音。例如闽南语说外头为“外口”,其音为gwakhau,偏偏有些人要走音为wahau的。至于lau是tau的走音,我却不以为然。从未听过把豆芽、豆酱、豆干、豆腐的“豆”念走音而成lau的。马来人也学闽南人说tauge、taucu、taukua、tauhu,都没有问题。看起来,这个奇怪的“漏”不似华语。 僧伽罗语亦称豆蔻为lawa,有切割的意思(柯腊夫《词典》第546页)。旁遮普语说切割,其音正是lau。漏蔻之“漏”是印度语言的译音,倘若按华文的“漏”字来望文生解,会闹笑话哩。 ● 波罗何其多 马来语所谓nangka、cempedak、sukun三类水果,同为桑科(Moraceae)桂木属(Artocarpus)植物。武吉士语不说nangka,而称之panasa,这就是《正法念处经》提到的波那娑树,武吉士人显然沿袭了印度佛教徒和婆罗门教徒的用法。 13世纪初,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记苏吉丹“有树名波罗蜜,其实如东瓜(即冬瓜),皮如栗壳,肉如柑瓣,味极甘美”,卷下记波罗蜜“大如东瓜,外肤礧砢如佛髻,生青熟黄,削其肤食之,味极甘。……出苏吉丹,广州南海庙亦有之”。苏吉丹是阇婆(爪哇)的“支国”,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南。说到nangka这种果树,我们知道淡米尔语称之palavu或palā,华人起初应是音译为“波罗”的,也许因为果实外皮状如佛髻,因而联想到佛教说越达彼岸叫“波罗蜜”,就加了个“蜜”字,“蜜”有时也作“密”。但佛说的“波罗蜜”,淡米尔人称之pāramitai,两个名字完全不同呢。人们有时也把作为果名的波罗蜜写成菠萝蜜。 波罗传到广州南海庙,故南海庙亦称波罗庙。等到16世纪末,葡萄牙人把南美洲的凤梨传入粤区,因为凤梨外皮貌似波罗,人们一度称凤梨为番波罗蜜,后来广东话索性把“波罗”之名转送给了在地上结果的凤梨,而将树上结果的波罗蜜改称“大树波罗”了。 19世纪下南洋的闽南人直接接触了爪哇语和马来语用来称大树波罗的nangka,也同时接触了武吉士语用来称面包果的bangka(马来语叫sukun),两种水果大小虽别,到底沾亲带故。南侨先辈因此称大树波罗为“芒噶”,至今保留在南洋的闽南语中。丹麦宣教士汤生(Claudius Henry Thomsen)在19世纪初的Newswire刊印了《英咭唎、武吉士、马来语词汇》(A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Bugis and Malay Languages,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1833),该书的马来文部分出自文师押都拉(Munshi Abdullah)之手,负责武吉士文部分的,则是某位佚名的武吉士人。从这份教会的旧纪录获知,面包果的武吉士语名字在19世纪初的发音是bangka。 日本借用林檎称呼苹果 体重小于nangka的cempedak,华语叫它小波罗。马来语用“种的小波罗,长出大树波罗”(Tanam cempedak, tumbuh nangka)来比喻所得过于所望。没有比大树波罗更重的水果了,所以遇见臃肿超重的人摔倒,马来语委婉地说“大树波罗果熟掉落”(nangka masak gugur)了。广西人也有称番荔枝作“假波罗”的,因为番荔枝的外皮令他们联想到波罗。 ● 咖耶的迷思 番荔枝和红毛榴梿都原产于拉丁美洲,前者偏甜,后者带点酸,是西班牙海员把它们带到南洋来的。起初葡萄牙人按西属中美洲的一种方言称番荔枝为“亚大”(ata),并将之传入了榜噶哩语和淡米尔语。 马来半岛原有一种酥酱类美食叫“斯里咖耶”(serikaya),也用来制成粿品。马来语seri一词是来自北印度的语言(印度斯坦语 srī,印地语和榜噶哩语 shrī),古语中原有光颜美好的意思,引申为吉祥、幸福,常常加在尊贵的人名(当然还有神名及圣地之名)的前面;而kaya一词则来自南印度的语言(淡米尔语),意思是大。马来旧王朝的“咖耶人”(orang kaya)就是大人的意思,大人就是达官显要,他们拥有财富,所以又演变成富人的意思。大约这种美食为贵族所钟爱吧。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炮制出了葡式蛋酥sericaia/siricaia。 把亚大果肉比作蛋酥,是葡萄牙人带的头,还是马来人,这个不好说。可以肯定的是,马来语先将亚大果称为serikaya果,而这种命名完全符合马来群岛秉承的印度文化传统,印度人就曾把椰子、油甘子、木橘、象橘等称为shrīphala。英语的泡奶面包叫sop,所以英语称番荔枝为“甜泡奶面包”(sweetsop),称红毛榴梿为“酸泡奶面包”(soursop),也称番荔枝为“蛋酥苹果”(custard apple)或“糖苹果”(sugar apple)。 南洋人晓得英语把番荔枝比作一种“苹果”(apple),所以潮州人便称番荔枝为林檎。本来,林檎是指原产于中国的沙果,与原产于哈萨克的苹果貌似而实异,唐朝人每每用林檎来类比佛经所说的频婆果。佛的化身有三十二相,佛髻是其一,嘴唇如频婆果的红色亦是其一。“频婆”(bimba)果在印度原是指葫芦科的红瓜,但唐朝人误用于哈萨克苹果。明清以来,“频婆果”简省为“苹(苹)果”,“苹”音就是印度斯坦语的bimb。日本人也从中国借了“林檎”二字来称苹果。 马来语serikaya简称为sekaya,传到台湾,一变而成了“释迦”,清末侵据台湾的日本人也称番荔枝为“释迦头”。后来台湾有些人忌讳吃番荔枝,而有些人为着吃番荔枝,又变着法儿给番荔枝起了“番梨”等别名。按理说,番荔枝外相极似荔枝,南方人对荔枝再熟悉不过,16世纪在台湾的中国人何至于反倒先联想到佛髻?况且古人比较厚道,用谐音字也有分寸,不会滥用的。我宁愿相信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番舶靠岸停泊,台湾人看见新到的南土风物中有一款陌生的水果,问其名,船员说是sekaya,再问其义,船员回答不上来。要知道,16世纪的甜点sekaya不是一个苦力随随便便就能吃到的。船员转头问另一个来自南印度的伙伴,那是一个德禄固人,他不知道人家问的是番荔枝,只听到问他sekaya是何含义,而sikaya(德禄固语指一种金合欢)的皂荚果实是可当肥皂,用来洗发的,他便指着自己的头发。印度自古所谓shikhā就是男女的发髻。那个台湾人苦苦揣摩sekaya和头发之间的关系,勉强“悟”出是“释迦”佛髻!佛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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