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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

观影,将其中某些触动人心的台词摘录下来,然后把它们有条理地整合在自定义的表格里,是我近两年养成的一个习惯。我并不刻意选择看什么样的电影,对年份、剧情设置、演员之类的组成条件不甚关心。 唯一一条我所在意的标签是电影的语言。我很快发现自己偏好英语片,且更喜欢演员操不那么迅疾而显严肃的英式英语。我不合常理地希望跟上每句台词。美式英语比较街头、含糊,偶尔会将一些内容囫囵吞并,非英语母语者听得不真切,需要额外费心神待命。这样一来,观影就成为一项被深刻卷入的活动,要求人时刻参与其中。 我通常为避免徒增生活的烦恼,而尽量筛掉美国演员主演的电影。我确信自己更愿意以局外人的身分自在抽离或沉浸。还有好一些规律被陆陆续续地发掘。比如说,据观察,大多数电影中女性对命运的领悟,一般发生在高密度的一刹那。 《布拉格之恋》(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时时刻刻》(The Hours)与《菊石》(Ammonite)分别上映于1988年、2002年及2020年。有趣而值得一提的是,我观看它们的次序完全是反过来的。这意味着,我最先接触到的是时下女性实际共有的,或想像中彼此重叠的普遍经验的展开方式,然后才是更早以前的。 晚近的不完全是新颖、陌生的。我们知道历史总是有所因袭。《布拉格之恋》里,女主角特蕾莎与女配角莎宾娜同样爱着享受性愉悦的托马斯。但她们的身分有所区别,特蕾莎是托马斯的妻子,莎宾娜则是情妇。对于托马斯的多情浪荡,两个女人都一清二楚,也晓得彼此的存在。苏联军队入侵布拉格之际,三人接连去了瑞士日内瓦避难。 特蕾莎在日内瓦找不到工作,索性接纳了其他人的建议,向莎宾娜提出拍摄裸照的要求。莎宾娜虽然是画家,但对此事的同意不能说彻底出于奔放的艺术家性格,她毕竟心怀歉疚,无法直截了当推拒。拍着拍着,与托马斯相识在先的莎宾娜可能联想到了什么,又或觉得自己错得不太离谱,命令特蕾莎也脱掉自己的衣服,让她反拍。于是电影的中段是十几分钟的两个女人互拍的情景,暗流涌动。 整个过程没有预料中的针锋相对。相机的作用只是定格,而并不延伸好的或坏的意志。特蕾莎甚至在拍莎宾娜时流下了眼泪,仿佛她正在做的是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受特蕾莎感染,莎宾娜温柔地摆弄这一具与她功能相同但外形有别的躯体,又安抚地从背后握住了情敌不知所措的手。笑作一团前两个女人在火炉旁对视,那刻她们交换折叠了无限话语的眼神。在莎宾娜新结识的男人闯进来后,两个女人各自走向人生的深处,一个回到布拉格,一个去了美国。 《菊石》则讲述两个处于不同人生路线的女人的偶然汇聚。19世纪40年代,贫穷、不修边幅的古生物学家玛丽‧安宁傍海生存,一直住在英国的莱姆,钻研化石。电影大部分时候仅对谈声与环境音,轻易使人平静、专注。由于声音元素简约,海浪的反复拍打最清晰可辨。 玛丽与从伦敦来的富家妇人夏洛特互生情愫。自她离开小镇前往伦敦的那刻起,海岸线渐渐消逝,而一阵又一阵嘈杂混乱的,由器械及人发出的声音不断冲击着玛丽的感官,焦躁可想而知。玛丽不满意夏洛特要她在伦敦住下的安排,告诉对方自己此行是为了到大英博物馆看她的那块遗骸。两人不欢而散。玛丽去了博物馆,从挂满男性画像的墙边踱至一座雕像前。她最先看到的是雕像稍大的睾丸。然后她走到置放鱼龙化石的展架前,发现说明表示另一位男性为化石的“发现者”。这时夏洛特来了,两个女人隔着透明的展架,在男人来来往往的馆中对视,谁也没有移开目光。电影就这样结束了。 《布拉格之恋》惺惺相惜的眼神发生在莎宾娜的房子里,是私人空间,《菊石》则将对视设定在一个公共场所。莎宾娜的房子有很多面镜子,这使她与特蕾莎在互拍的过程中,不断通过镜子看见对方与自己,意味着两个女人由始至终无法遮掩,也无处遁形。镜子中有你有我,是你也是我。张爱玲说: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 玛丽与夏洛特的对视,因为博物馆及化石的性质,多了一份肃穆坚定。按故事线来说,1840年代的《菊石》要早于1968年左右的《布拉格之恋》,但电影表现形式的“进化”在此是颠倒的。《菊石》因带着新世纪的眼光与手法,大大扩展女性情感交流的空间,比《布拉格之恋》更早承认女性表达情感的合法性。 《时时刻刻》比上面两部电影要复杂。影片串联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她所写的《达洛维夫人》(1923年)、受《达洛维夫人》启发的家庭主妇萝拉‧布朗(1951年)与被称为“达洛维夫人”的编辑克劳丽莎‧沃恩(2001年)三人的故事。电影选取了不同年代的同一天,展开三个女人分别写作、抛家弃子、对女性处境有所理解的始末。 萝拉的离开给儿子理奇留下了一辈子的精神创伤,是2001年理奇从窗台坠楼身亡的最主要原因。作为理奇的密友,克劳丽莎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找上门来的萝拉。萝拉直言:“没人会原谅我。死亡面前,我选择了求生。”如果不离开家庭,她会死在当年,萝拉认为自己当时别无选择。 弗吉尼亚虽然深爱丈夫,在遗书嘱咐丈夫永远铭记他们之间的时时刻刻,最终却因不堪疾病折磨,选择结束生命。电影着重女性的自主权与觉醒。她们对自身处境的深刻认识与顿悟发生在一天之中,偏偏是这一天、那一瞬间,她们明白并看见了自己命运的走向。克劳丽莎对此的认知来自两个女人与两种经验:一种属于文学,另一种结晶自真实生活。 …… 我的今日生活往往与昨日相差不远。我住在北京的一所留学生集体宿舍。地下室的阳光有限,仅屋顶下方开凿了一列长方形的窗。冬季时,只有早上8点以后到下午4点之前,整个房间才能勉强不借助灯泡采光。就是在长时间昏黯的这个房间,我看了上面谈到的那些电影。 书桌靠近那列瘦瘦的窗。风顺应铁花把自己变成方的形状。每晚伏在桌上写一日手帐的时刻对我来说很是神圣。由于无法预知未来,又善忘过去,我总是短浅地总结一天。我偶尔会在这时想像自己生活在楚门的世界。这样的话,每个微不足道的言行举止都能引来抱持同情的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在人生走到尽头时回顾,回顾我在哪个节点做了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决定、什么时候我和一些重要的人对视过、什么时候我也将有“一天之中一个女人的一生”的豁然。 日子静静地过去。没有任何人,只有神明作为观众。神灵对大多数人事物,袖手旁观。祂们透明的目光注视人类孜孜不倦地积累人生中的东西,看着我们如何将它们分类为珍贵的与应该丢弃的。 我必然不会是楚门。生活像不太好的文章,没有悲剧、英雄主义,只是平铺直叙。 相关文章: 黄玟颖/永远的布 黄玟颖/偶遇米迦勒
4月前
我和俪雯曾是学院同学,她目前身在瑞典,多年互发节日短信保持联系,今年2022年交流频繁,是因为书。 去年我们从《使女的故事》开始共读,她看英文版,我看中译本。我们说,一人轮流挑一本,接下来轮到我挑《明朝那些事儿》。事实证明我们对历史故事不感兴趣,停了一段时日,各自看各自的,手机收到她的短信少了。 今年9月,她大力推荐麦特·海格《午夜图书馆》,因为找不到译本,我和她一起看英文版。之后,她陆续介绍今村夏子《紫色裙子的女人》、安妮·赖斯《狼的恩赐》、小川系《山茶文具店》等。直到我看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接着一起看伍尔夫《幕间》,到决定看勃朗特三姐妹的书,从《呼啸山庄》看起,我们对话热烈起来。 我们开始有了同感,所谓名著,自有它的道理。每读完一本,就好像经历暴风雨的小舟,在静静的港湾里安全地靠了岸。 俪雯读的是英文原版,我读中译本,看到好的内容,已经是超越语言的藩篱,所有字句都要消融,得到的体悟好比一束光在体内绽放、炽热。 瑞典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时差为7小时,我们专注阅读的时间多在晚间,读到惊喜之处,还来不及组织语言,就抓起手机录语音或打成文字,希望对方能知道自己当下的体会。因为时差,等不到及时的回复,需要等到睡下醒后才得到回应,但这无阻我们之间分享心得的乐趣。 我曾经因为不同的译本读不下《一间自己的房间》,后来,经多番查找资料,找出不同译者对这本书的译文,再从中挑选最合适自己阅读的版本,一本书就顺利看完了。看《呼啸山庄》时,也采用同样方法,在查找过程中了解到,《Wuthering Heights》之前曾译成《冤家路窄》《咆哮山庄》《魂归离恨天》,后来是杨苡译成《呼啸山庄》。多番查看,最后选定读杨苡的译本,如杨苡在后记所言“译书本是见仁见智之事,不必嘲笑别的译者,摆出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一部世界名著当然可以有好几个译本供读者研究比较。”同样的,读者也可以选择最合适自己的译本来读。对此,特别感谢愿意购入一本书籍,不同译本的书店。 一种心灵上无限想像的旅程 在过去的年岁虽然常读书、看书,但到了今年,似乎才感觉到自己开始“有系统”地看书,比如,接触女性视角的书籍后,稍微涉猎相关内容的书籍,包括19世纪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今时的美国作家格莱农·杜尼尔(Glennon Doyle),一本一本读下去,找出其中的相关性、共同点,相互比较,这已经是一种自我消遣,某方面的认知逐步明朗,同时取得心智富饶。从书本中看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空发出类似的声音,做出类似的呐喊和挣扎,从这点,我们转头到现实社会,在发觉一些人不愿被他人察觉的细微举手投足之间,我们是否能做出稍微的体谅与让步? 在九十多年前,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提到:“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我说,想在阅读路上不间断,必须忍受得了寂寞,还要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你追我赶、你说我听、我听你说之间,把一本又一本的书看下去、消化、再反刍。 共读也是一种心灵上无限想像的旅程,尤其隔着重洋和南北半球这个阳光并非同一个时间起落的距离。当我读着马尔克斯或米兰昆德拉时,也许斯德哥尔摩的古堡正做着千年浪漫的梦,北方雪国的浆果正慢慢开出艳丽的花,卡利克斯河的鲈鱼正欢欣跃出河面,驯鹿正轻轻跃过七彩的小屋而不惊动午睡的花猫……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