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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

最近有应聘者来面试,我会坐在一旁旁听。面试开始,面试官先了解求职者的背景,例如他过去做过哪些工作、为什么会离开之前的岗位等等。有位应聘者让我印象深刻,对方是位零零后,他说曾到新加坡工作,面试官也进一步询问他在新加坡从事什么、工作环境如何,以及为什么最终选择离开。这类问题在面试中属于典型的背景了解阶段,目的是让面试官判断应聘者的工作经历、能力范围及稳定性。 在这个阶段,对话其实比较平和。面试官通过提问了解求职者过往经验,而求职者根据自己的经历回答。也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中,面试官逐渐对这位零零后的工作态度和职业选择产生兴趣。例如,这个年轻人对工作到底怎么看,他更看重稳定的岗位,还是更多发展变化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交流基础上,讨论才慢慢展开,而真正的价值观冲突,是从之后的某个问题逐渐显现的。 背景交流之后,这位求职者主动提出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这家公司是否会强制加班?这个问题一下子把讨论带到了工作节奏与生活安排上。求职者解释,他之所以来应聘,其中一个原因是公司实行5天工作制,所以他认为,这里的工作节奏可能比较符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也坦承,自己并不太希望经常加班,因为周末会用来和家人一起出门活动。他还提到自己的生活习惯,比如一年大概会有两次即兴的出国旅行,每次可能持续十多天。这些话也让面试官更清楚地看到,这位年轻人并不期待无限投入工作,而是希望工作与生活之间能有比较明确的边界。 听到这些想法后,面试官的态度开始明显变化,对话也逐渐变得激烈。面试官开始强调公司重视的是“团队价值”,虽然公司并不强制加班,但希望员工能在必要时表现出责任感。如果团队正在忙碌,员工却突然因为个人计划临时离开十多天出国旅行,那么剩下的工作应该如何安排?是否会给其他同事带来负担?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在面试官看来,这些思考本身就是一种对团队负责的表现。同时,他对这位零零后的态度明显不认同。听到应聘者表示不希望每周加班时,面试官难以接受,认为愿意在必要时加班、为团队多付出,才符合公司期待。 面对面试官强调的团队责任,应聘者的回应其实也相当明确。他并没有直接否定加班,而是解释说自己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加班,如果是偶尔、在真正忙碌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他也提出了一连串非常具体的问题:“那到底什么叫做忙的时候?一年之中大概在哪几个月会特别忙?”这个问题一下把原本比较抽象的责任感和团队精神拉回到了非常具体的现实情境。 我其实很清楚,这个问题恰好触碰到了公司的痛点。当公司提到团队责任,如果没有明确的边界,所谓的忙碌往往就会变成一种长期状态。工作总是越来越多,人手总是显得不够,加班就逐渐变成常态。在这样的结构下,负责任很容易被理解为随时准备投入更多时间。而应聘者的提问,正是试图把这种模糊的责任转化为具体的规则,他的问题瞬间让面试官措手不及。 生活本身才是中心 除了加班的问题,面试官也提出了另一种安排。他说,由于应聘者目前经验不多,而且正处在试用期,公司可能会让他到不同的部门去试一试,看看他更适合什么岗位。在面试官的叙述中,这被描述成一种学习与探索的过程,让新人可以接触不同的工作内容,从而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位置。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其实也意味着岗位本身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边界,而是由主管根据需要调动,最终会造成“一个人包山包海”。面对这样的安排,这位零零后的回应依然非常直接。他表示自己来应征的想法很简单,并没有特别希望被提拔或不断往上发展,他更希望的是在一个确定的岗位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这样的回答显然抵触了面试官的一些价值观,因为在很多传统职场观念中,一个年轻人如果表示自己不追求晋升、不追求到不同岗位的学习,往往会被认为缺乏上进心。 作为旁观者,我并不认为这场对话里有对或错。它们更像是两种不同工作形态的碰撞。面试官代表的是比较传统的职场观念,在这种观念里,年轻人应该不断学习新的东西、愿意承担更多责任、在必要时为团队多付出一些时间,因此当他听到这位零零后表示不太希望加班、也不追求晋升时,很自然地就会把这种态度理解为不够上进。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位零零后的想法其实也非常清晰。他并非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相反的,他很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对他来说,和家人一起度过周末、偶尔出国旅行、保持生活的节奏感,可能比不断加班、不断升职更重要。而且,他希望的是在一个岗位上稳定工作,其实也意味着他愿意对这个岗位负责,把自己的本职做好。只不过在面试官的价值体系中,“责任”往往被理解为不断承担更多任务、不断向上发展,而在这位年轻人的理解里,“责任”更像是把自己承担的那一份工作认真完成。这两种理解之间的差异,也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双方在对话中会不断产生分歧。 这位零零后应聘者也给我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很多时候,在工作环境里,有些问题其实一直存在心里,只是很少有人真正把它说出来。很多人认为加班是责任和本分,那为什么工作就一定要不断加班?为什么总是默认工作应该占据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常常谈论责任,但更多时候谈的只是对工作的责任。每天工作到深夜,不断加班,把大量时间都投入到公司的项目里,这确实可能换来收入,也可能被视为负责任的表现。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生活方式对自己的人生真的负责吗? 这位应聘者的出现,反而像是一个提醒。他并不是否认工作的意义,而是让工作回归到生活的一个环节,生活本身才是中心。正因为如此,他能够很直接地说出那些很多人心里想过,却不敢表达的话。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人生选择同样是一种成立的人生,它只是与传统的职场叙事不同而已。
2月前
      (金宝10日讯)高等教育部总监拿督阿兹琳达指出,拉曼大学(优大)一贯秉持“德与智”的办学理念,毕业生不仅掌握专业知识,更建立在良好价值观基础之上。   她今日在拉曼大学第42届毕业典礼上致辞时说,如今本届毕业生也正式加入逾9万名拉曼大学校友的行列,在国内外各领域发光发热。   她呼吁毕业生在事业有成后,不忘回馈母校与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大学发展,让更多优秀人才得以培育,进而贡献社会。   她强调,人工智能(AI)与自动化迅速发展,所以毕业生必须成为终身学习者,不断学习、更新与提升自我,以应对未来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科技革新、全球化与社会变迁的多重转变,适应能力已不再只是优势,而是不可或缺的能力。”   她寄语毕业生,应以知识为引导、以韧性为支撑、以使命为动力,勇敢迎接机遇与挑战,不仅为个人创造成功,也为社会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她说,毕业证书并非终点,而是人生新阶段的起点,毕业生必须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持续学习、坚守诚信,并勇于面对失败,才能在未来立足与发展。   她指出,诚信是人生最重要的资本之一,在职场中或许会面对捷径与诱惑,但应坚持正确的选择,因为信誉需长时间建立,却可能在瞬间毁于一旦。   “失败不可怕,它只是过程中的反馈。重要的是从中学习,并继续前行。”      
2月前
  (新山7日讯)新山美乐花园圣慈寺今日启动“法园”,以培养幼儿的正思维、正语言和良好品德等,为推动幼儿品格教育迈开第一步。 “法园”从本月开始,将为3至6岁,以及7至12岁的儿童,提供每月课程。 圣慈寺主席陈周平在“法园”开幕典礼上致词时,欢迎社会大众为孩子或孙子报名参与课程,让孩子们在这瞬息万变的社会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他指出,近年来,随着校园中虐童、霸凌及性骚扰事件的增加,寺方深感有责任在幼儿教育与品格塑造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我们坚信,孩子在踏入复杂的社会之前,必须先建立稳固的道德根基。基于这一信念,‘法园’于今年正式启动,作为一个安全、温馨的学习空间,为本寺会员的子孙及社区孩子的未来做好准备。” 他特别介绍,圣慈寺有75年历史,过去30年来也积极服务社会大众,所推动的公益服务包括:每周为病患提供中医义诊、为弱势群体设立施食与粮食援助、通过助学金协助清寒子弟缴付学费,以及为水灾与地震灾民提供赈灾援助等。 另一方面,他也特别感谢经济部长兼新山国会议员阿克玛,早前拨款支持“法园”的设立,并于今日亲自出席开幕仪式。 阿克玛指出,年轻人需要学习的不只是技能和知识,也包括价值观、人文精神和道德判断,否则即便理念再好,在实践过程中也可能迷失方向。 他说:“如今的孩子面对的信息太多、节奏太快,我们必须找到平衡,让他们继承文化、学习价值、在社区中成长。这些,才是支撑国家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 针对经济课题,阿克玛披露,现时是我国努力吸引更多投资的重要时期,以柔佛南部为例,大家一定能感受到来自各方的反应。 “我们已经启动了柔新经济特区,作为经济部长,我正推动相关蓝图和总体规划,希望能在3月底前公布。” 他也透露,上周他甫和新加坡部长会面,讨论了一些关键事项。 “接下来我也会安排时间与相关各方进一步沟通,在计划正式启动前,确保各方达成共识。” 出席者尚有:新山中华公会名誉会长何朝东、新山福建会馆永久名誉会长拿督曾德发、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会长黄木祥、新山海南会馆会长拿督莫壮强、南方大学学院董事长拿督陈洺臣以及宽柔中学董事长童星存等。
4月前
4月前
7月前
8月前
8月前
9月前
10月前
人们常说,人可以共患难,但无法共富贵,或共享福。乍听这句俗语,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毕竟,大多数人都有共患难的经验,却少有共富贵享福的知识和经验。所谓的富贵和享福,不外乎是金钱和权力,这两个东西,正好就是人性的试炼场呀。 我并不是想说人性经不起考验。而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性善恶,背后可能都已经内化了某种不证自明的道德伦理,而这一套价值观,可能是从某种圈层相近的社群里慢慢建立起来的。 人性比情感更加真实 患难中,人往往更容易团结,更能互相体谅、扶持,因为“共同的敌人”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此时的情谊,建立在共鸣、理解和同理心之上,或许还有合作互助的理由。这样的纽带在苦难中显得极有意义,还可能产生牺牲小我的伟大情怀,但只要共同的敌人不在了,人们仿佛就没有“亲密互助”的理由了? 富贵里有财富,有了钱就有了余裕,此时人与人之间就显出差异了:有人想继续拼搏,有人想及时行乐。有人还是乐意分享,有人开始计算得失。有人保持平常心,有人用炫耀消费和疏远来划清阶级的区隔。 脱离共患难之后,若进入比有余裕更有余裕的富贵状态,让人有更多的选择;而选择就暴露了人心。患难时期,你以为你和对方都是相似的人,但也许相似的只是患难的处境,而不是彼此对做人做事的想像。嘿,你们的价值观其实没有那么契合。 我们或许也过度美化了共患难这件事。有时是因为没有什么好争的,人们才不争。关系其实本来就脆弱,只是没有机会暴露。一旦有了光,就照见了关系里的暗角。 而共富贵,考验的是关系的耐力,与格局的差异——人们在面对诱惑、资源、社会地位变化时,是否依然能维持彼此的尊重、边界和信任? 命运的转折点上,人性比情感更加真实。啊你可能以为接下来我要讲什么人性很脆弱很贪婪这些东西吗?不不不,人性的真实,并不是一种悲观:人性之难,其实代表的是经验之缺。 身处于匮乏和患难之中,是人类的常态。因而,共患难成为了大多数人习惯的生命经验。于是,大多数的人都缺乏拥有金钱和权力的经验,以及身在其中该如何自处的知识。 共享福,是需要学习的进阶技能:富贵的心理素养,和宽裕状态下的情商。 首先,我们要懂得如何在资源更丰富时分配得体、不炫耀、不贪心、不占便宜且彼此尊重。我们要明白财富、成就会带来权力关系的改变,需要重新校准彼此的位置与心理。 而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学习、演练和见识过建立在富贵状态里的稳定关系。所以,一旦进入那个状态,他们很容易手忙脚乱,对他人产生误解、嫉妒甚至疏远;他们突然不懂得该如何与别人相处了——包括已经“发达”的人,以及还在患难中的人。 或者说,人富贵之后,可能连该怎么和自己相处都不知道吧。 表面风光,内心迷惘。身分变了,内核却空着。赚了钱、晋升了、红了,但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和谁舒服,怎么生活。曾经像是遥不可及的欲望,终于可以一次满足了吗?享受时内疚,满足了又惶恐,可能还空虚。怕被嫉妒、怕显得炫耀,怕失去原来的自己。 是不是该回馈亲友?要不要换朋友圈子?换工作?做慈善?做投资?如果我请客、送礼,是人情?还是义务?一堆问题扑面而来,但你发现自己没有答案。 旧的生活不合脚,新的生活不熟悉。于是我们卡在中间,孤立无援,反而更焦虑了。更尴尬的是,老朋友也未必能理解你此刻的挣扎——因为在他们眼里,你已经“什么都有了”。 你没有太多可以倾诉的人,说多了像是虚伪的炫耀。你拿捏不准谁才是可以信任的人,谁是真心?谁是沾光?谁只是忍耐了我很久? 要在好日子里维持情谊和恩义,克制着不用权力和资源去压迫别人,好困难。请问有人在教吗?不,不是我要学,我想推荐一些人去上课哎。
11月前
难得回家,我睡了个大懒觉。 醒来已经快11点,我赶紧翻身下床,冲去厕所刷牙洗脸,一边洗还一边想:家里冰箱里有没有什么能吃的? 才走到厨房门口,就听到“咚咚咚”的切菜声。一探头,我就看到妈妈站在案板前,神情认真地处理那一块块排骨。她手起刀落,像在砍仇人。 “你醒啦?早餐在桌上。” 我走过去一坐下,就看到了一碗已经泡得皮都有点烂了的云吞。秉持着不浪费食物的原则,我吃了起来。 就在这时,妈妈边炒菜边开口说:“你每天在外面吃什么鬼东西?味精多到像在吃化工厂,油也是黑黑的回锅油,哎哟我都不敢想。” 我看着厨房里四散的蒸汽和妈妈不停挥舞的锅铲,感觉那“温暖的饭菜”像是某种仪式,煮的不只是米,而是她心中那个永恒不变的观念——回家、稳定、踏实、忍耐,最好再加点鸡精和孝顺。 就在这时,郑阿姨驾着摩托来到了我家。 一进门,郑阿姨像是买彩票中了5万一样开心地说:“棋佳交男朋友啦!” 我从抬头说:“哦,是吗?帅吗?”但郑阿姨好像没听到我说话般,自顾自地说:“他们两个人整天像双黄莲蓉咁,切都切不开,一天不联系好像就会死掉。”她一边说一边笑,笑得像在说“终于可以嫁出去了”。 “那挺好啊。”我说。 “可她妹妹棋宁说太恶心了,说以后不想谈恋爱了。”她皱眉,好像女儿谈恋爱比得诺贝尔奖还值得鼓掌,而另一个竟然不想恋爱,这简直是叛国罪。 “也许被姐姐腻歪到了吧。”我笑。 有人陪总比一个人强 郑阿姨冷哼一声,突然语气变重:“我跟你们讲,谈了男朋友就不能分手。女孩子不能太随便,要对感情负责。” 我拿着茶杯差点没呛到,“阿姨,现在是封建社会吗?” “什么?” “就是说,怎么不能分手?结了婚还能离,谈个恋爱就绑一辈子啊?” 她愣了愣,然后用一种“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的表情看我。“感情不能拿来随便试的,女孩子要自重。” 听了阿姨的话,我内心疯狂吐槽:原来分个手就不自重了啊,那是不是跟男人牵个手就要结婚?终于理解网上每次说的“裹小脑”。 她没有笑,反而认真地说:“你们这代人呀,一点责任感都没有。我们那个时候,哪像你们,随随便便就分手,要我说女人谈了男朋友就不能分手。” 我继续说:“我觉得,不分手才是不负责啊。不适合了还要耗着,两个人一起活成讨厌的样子,没必要。” 郑阿姨激动地说:“人生哪有那么多选择,有一个人陪着,总比一个人强。” 我笑了,笑得像刚看完一出荒诞剧。 “那你跟郑叔叔现在幸福吗?” 她突然抿了嘴唇,抬高头说:“我们也没啥大问题。” 没啥大问题,大概就是没出轨没打架,像两块冻豆腐凑在一起取暖。我没再多问。 她收起杯子,说该走了。我送她出门,她一边走一边说:“你也要找个正经人,好好谈一段恋爱。” 我点头,笑着说:“是。” 她走后,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妈妈炒菜的声音。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Milo,冰冰凉凉的,像刚刚那场谈话——明明是温情的外皮,里面却藏着一股子压抑的旧思想,喝下去,还挺醒神。 阳光从窗帘的缝里洒进来,看着那点光我想:我们爸妈那个年代的爱情,是一张船票坐到老,下错站也不能回头,船烂了也得一起沉。现在的爱情呢?一趟巴士,不顺眼就下车,还能马上Call Grab,换个方向,继续走。 听起来没那么浪漫,但至少,有得选。
11月前
清明节的前两个星期,我和姐姐在妈妈家商讨上山祭拜父亲和爷爷一事。年届七十五的老母亲此时两眼发光,似乎听到她很感兴趣的事情。她仿佛回到了壮年时期,讲起话来朝气蓬勃,精神奕奕,仿佛许多年前电视广告那只装上某牌子电池的粉红色小兔,不停地擂鼓助兴。 “我也要上山去!”老母亲嚷道。 听到母亲这么说,我和姐姐像泄了气的气球。因为这么多年来,无论是祭拜祖先或是大扫除做年糕煮年夜饭,只要母亲一忙起来,嘴巴就会喋喋不休,缺乏耐性并紧张兮兮地,让身边的人无论是眼睛、耳朵都受罪。 这一次清明节,我和姐姐正张罗着祭品与食物,因为祭品很多,也不想让母亲起早摸黑煮食,所以我和姐姐打算一起分担工作,让母亲可以放松。但原来这些我们看似策划得天衣无缝的事,对母亲来说却有另外一番见解。 “你要上山做什么?三婶、五婶、大姑已没再上山了,你们年龄大了,在家就好,让我们这些年轻一辈来做!而且你上山,喜欢铺报纸在地上,我们要求美感,不要放报纸,我们要铺美丽的桌布。”姐姐对母亲这么说。但这些话仿佛一桶冷水,向母亲泼去;也像箭射向母亲的耳朵,听起来格外刺耳。 “这么说你们是不允许我上山了?我要去打点祭拜的东西!你们知道祭拜后土要放什么祭品吗?你爸爸、爷爷和奶奶一共3个坟墓要祭拜,祭品那么多,万一放错地方就不好了!我要去也不行吗?”母亲像个小孩,硬嚷着她要上山。此时的她也像个自以为足智多谋、运筹帷幄、滴水不漏、拍着胸脯喊“舍我取谁”的将军,仿佛没了她就祭拜不了先人,清明不了祖先。 之后,母亲的嘴巴依然没有闭上,而像开着机关枪,枪口对准我和姐姐这对中年姐妹火力全开。她怒轰我们这已出嫁的中年妇女多管闲事,说我们是太平洋扩建工程,管得真宽。 接着,她嚷道:“你们回去!不要来我的家!清明的事你们自己去打理!明天也不用带我去巴刹!我不需要你们!嫁出去了还多管闲事!我讨厌你们!我从来没有遇过像你们这样的人!” 妈妈骂个不停,一边将我带来的面包抛向我。“都给我带回去!不要来我的家!”她元气十足,骂人的时候还真看不出是个75岁的老人,像只炸毛公鸡,动不动就放狠话,要啄人。 姐姐的动作干净利落,她命令她15岁的儿子收拾东西快速逃离。而我因为原想留下来过夜,以方便隔天要带她上菜巿场,所以带的东西特别多,离开时因为得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逃离,却因拿太多东西而磕磕绊绊,格外狼狈。 我前脚一离开,母亲火速将大门“碰”一声关起,熊熊怒火在母亲胸中燃烧,仿佛困兽在咆哮。坐在车里,我的脑袋还是一片空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这几十年来她从未如此生气过,我们到底是踩到她哪条尾巴了? 我和母亲就这样冷战了好几天,母亲当天那一句“嫁出去了还多管闲事”让我的心如槁木,原来在妈妈的心里,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像毒蔓一样盘根在她心中。沉默像一块布,笼罩在我们之间,我内心深处仿佛贯穿了一个洞,嗖嗖地透着冷风。 两天后,妹妹带着她的洋人老公从澳洲回来的第一天,本来说好要一起去吃晚饭,我却因为听闻母亲有去而打消了一起聚餐的念头。因为我还没有心理准备要见她。那一个晚上被她丢面包,被她驱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我的心像树顺着纹路,从上往下完全开裂。常常说我们要有慈悲心,心胸要开阔,但是遇到这样的事,心里就是有一道坎过不去。似乎我们这一生中,无论读过多少书,悟过多少道理,亏还是没少吃。 但事后听妹妹说,妈妈问我怎么没来,不知道是她自己选择性过滤她的错误,还是她对自己的孩子没有隔夜仇;仰或她已经原谅我们,也和自己和解了? 比起父亲,母亲的确在晚年享尽了福报。虽然她年轻时为生活奔波,刻苦耐劳赚钱找生计,照顾家庭,每天起早摸黑为家庭张罗三餐。自从二十多年前她停止割胶后,几乎每一个月都得到孩子们给她的生活费。她平时也克勤克俭,所以每隔几个月就嚷着要去银行存放定期。她的晚年不愁吃穿,我们去旅行去吃大餐也会带上她。她想要去哪里只要开口向我们说,我们总会想尽办法为她实现。为了她晚年的医药条件充裕,我们不向保险公司买天文数字的保险,而是兄弟姐妹一起成立了自家的保险公司,每一个月每个孩子投入200令吉,一个月就能存1000令吉,如此积少成多,日积月累,如今该基金已有一笔可观的数字,将来母亲若需要,好歹也能为她提供舒适的养病环境。 子女总是对父母有操不完的心 母亲耳背有重听,与她说话得大声喊,就像翻山越岭,跑了十圈草场般耗尽力气,讲完一句话都气喘如牛。很多时候,她会因为听不清楚而误解我们的意思。幸好妈妈还受过5年的小学教育,用耳朵传达不了信息就靠写的,一句话解释不了就写10句,所以我们的写作能力像母亲那几间银行里的定期存款,越积越多,厚积薄发。 吵架后的第三天,我为她写了4页的作文,趁她不注意时将信扔进了家里的桌子上后离开。人家说文字比刀剑更尖锐,我给母亲写的作文,字里行间皆一针见血,有柔情得像丝绸的文字,也有像匕首字字穿心的文字。 文字里描述的除了平日身为孩子的我们对她的用心良苦,但她仿佛不知觉,也提醒她要惜福感恩,口吐莲花,做个福气满满的老人。我用自己的强项——文字,将母亲的心划得鲜血淋漓。在这信里,我写道:妈妈,你有被人驱赶过吗?你懂得那种滋味吗?人家把你的东西抛出去,叫你“滚”,像那天你将我的面包、手提袋丢向我,叫我“滚”一样。 约一个小时后,母亲拨了一通电话给我,她声音哽咽,说道:“你写的信我看了,你们都对我很好,是我自己不对!”接着她说:“不要学你的爸爸!我和他结婚多年受尽了委屈!他当年这么对我,我这一辈子都记在心里!” 原来我在信中问起妈妈是否被人驱赶过一事,竟让母亲想起了当年与父亲发生口角时被赶的那一幕。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忘记了此事。她这么说往事在我脑海开始走马灯搬浮现。那时候,年幼的我还因此担心妈妈半夜会离开,所以半夜都会悄悄起身看母亲是否还在。对一个年幼的孩子而言,言语暴力就是儿童世界的风刀霜剑,将小孩伤得体无完肤。 而我也在犯同样的错误,因为我不经意的一句话让母亲想起那段不堪的回忆,这也是一种残酷。 我们做子女的,总是对父母有操不完的心,担心父母身体熬不了,担心他们吃不饱。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这种操心才是真正的亲情,才是真正的爱,却看不到“操心”给对方带来的窒息感,给彼此带来的消耗和束缚。就好像我和姐姐担心母亲因起得早而血压高,母亲却认为为先人准备祭品是她的个人价值;我们认为不让她上山是因为她也老了,行走不方便,她却认为自己行动利落,还能活蹦乱跳。我们认为她喜欢铺旧报纸在地上,并将食物放在上面拜祭会影响美观,她则认为她拜了几十年也是这样,没有什么不妥。 当我们操心别人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试图控制对方的生活。我们总认为自己知道什么对对方是最好的,对方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活,甚至应该怎么想。表面上看,我们都是为了对方好,但实际上,我们在用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去干涉别人的人生。 老人不需要我们共情。他们长期的习惯思维已定型,不会再为了任何事情改变。你若太过善解人意,很容易变成老人的情绪垃圾桶,最终只会掏空自己,压垮自己。人唯自渡,切莫渡人。记住成年人的世界里,只筛选,不教育;只选择,不改变。 保持适度的情感屏障,不是冷漠,而是一种自保。尤其中年人更应能量内敛,克己守心,不过度操心别人,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彼之砒霜,吾之蜜糖;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对吗?
12月前
1年前
最近,我开始读散文。 在这之前,我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读散文,因为有些散文太轻,读了不留痕迹,心中空空荡荡,有些文绉绉的不知所云,有些太主观陈述己见而我又无法认同,读着读着浑身不适,当然这些都是不怎么好的散文。至于好的散文,我太容易与作者同感,读着读着,眼眶会红,散文也不再轻了。没有与作者实际接触却懂得他的心事、喜好,甚至了解他的个性,这让我有种罪恶感,尤其当我在真实生活遇见了这些作家,更是无所适从,像个小偷那样,害怕被对方揭穿我早已透过他的文字知晓他那些幽微的情感。 一直到近期,我想要在搭捷运时那不长不短的十几分钟内阅读一个完整的片段,散文又回到了我的生活。于是,我又开始读他人的生活,借他人的回忆与心事伴我度过上班与下班的时段。 这段时间,我读了台湾作家张西《你走慢了我的时间》,和她一起经历了一次为期一个月的环岛冒险之旅。她每去一个地方就在之前约好的房东家里住宿一晚。她和初次见面,以后可能再也不会相见的陌生人聊天,认识他人的生活与价值观,也为自己困顿人生找寻出口。她每到一个新地方,就站在路口等着与她约好的陌生人,领她回家,当她坐在机车后座时,我与她有共同的忐忑,生怕前面那位意图不轨,但又想要多相信这个世界,于是隔着文字的我更愿意享受微风吹拂发丝的岛屿风情,将自己抛给这个世界,让它来温暖我的心。她说“旅行是一种熬过平凡生活的力量”,而我向往她说走就走的洒脱之余,也通过阅读偷走了她用自身安危换来的这一分力量。 之后我又读了另一位台湾作家杨婕的散文集《她们都是我的,前女友》,读到她写从小到大结识的女性,她一层层地解剖自己的情感,将自己的想法赤裸裸地袒露在文字中。比起前者,这一本散文更私密,杨婕将自己最不堪的一面都写成文字,永恒地挂在一页页纸上。我想,如果我是作者,我应该不会再去翻阅那些纸张,生怕每一个字掉下来,敲开了我早已遗忘的阴暗面。然而她都诚实地写出来了,写她对学生超越师生关系的深情,写她在与前男友相处时的卑微与破碎的灵魂,我边读边想“这是我能读的吗?” 窃取他人生命感受 我在捷运上窥看他人的生活,也窃取他人生命感受,散文赤裸裸的,看的人偶尔会看得心虚,却也按捺不住好奇,希望透过文字更认识文字背后的人。 有一天下班后,我和一位学生结伴走去捷运站,聪慧机灵的她一次就猜中我的MBTI,我深感惊讶要求她分析。她说:“老师,你绝对是内向直觉型,因为我读过你的文章,还读了很多遍!”平日在讲台上热情地口沫横飞,在学生面前树立的知性形象,原来早已被文字出卖,当下真觉得自己不该写啊,但我也只能厚着脸皮笑笑,用罗兰·巴特文学理论“作品诞生,作者已死”来自我调适,那些文章不是我,不要过度解读我,这样也能减少我看别人散文的罪恶心理吧!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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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是国家的动脉,犹如不可轻易碰触的逆鳞。然而,以“昌明”为口号的团结政府,如果不敢掀开公务员的保护伞,只将铁拳挥向普通民众,那人民又如何相信所谓“昌明”呢? 哎呀,母校又上新闻了。霸凌事件一年未满,这次又因巫裔教师对华裔学生喊出“回中国”而站上风口浪尖,校友们估计都羞愧得抬不起头。 教师,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职业。不仅要教书,更承担着育人的重任。然而,课本教导我们要尊重各民族与宗教,身为人师者却严重失职,甚至带头种族歧视,这让教育界情何以堪? 事实上,教师脱口而出的“回中国论”早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5年前,时任柔佛古来东姑阿都拉曼太子国中的校长茜蒂英莎便曾发表相同言论。事件曝光后,歌手黄明志愤而创作短片《Nah!》作为回应,一时成为全国舆论焦点。 结果呢?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校长最终仅被调职,未受任何惩处;而黄明志却因短片内容被煽动法令对付。先不论他的表达方式是否恰当,但如此选择性执法,要人民如何信服? 15年后,国阵(也不能算完全)下台,希盟执政,但教育界依然发生相同事件。 当初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支爆料视频时,身为公立学校体系的一员,我一点也不意外。优秀的教师固然很多,但总有“老鼠屎”坏了整锅粥。为何15年前的茜蒂英莎事件闹得满城风雨,15年后仍有教师公然发表同样的言论?他们难道不怕被对付? 想来想去,答案只有一个:公务员体系给了他们底气。 公务员之所以被称为“铁饭碗”,不仅因为退休后仍可领取退休金,还因为极难被开除。薪水或许不高,但无论国家经历多少次MCO,他们的饭碗依旧稳如泰山。更何况,公务员体系深耕国家数十年,根基比任何政权都来得稳固。在张庆信将旅游局总监降职之前,没有哪个执政者敢轻易得罪公务员。而安华政府史无前例地为公务员加薪,更是意在稳固公务员选票。 这样的体系,若要包庇某个人,简直轻而易举。茜蒂英莎作为校长,公开发表种族歧视言论却能全身而退,便是明证。即便当朝政府有意惩处,也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如果这些“小拿破仑”动怒而团结起来搞事,团结政府还能继续“团结”下去吗? 至于为何教师仍然敢在课堂上发表如此种族歧视言论?时评员林猷荃在《一个茨厂街牌楼,三个可能的真相》中曾指出:国内保守势力渗透各政党与各个层面,这种现实是结构性的。国阵执政多年,种族思维早已根深蒂固。换个政府,整个公务员体系就能立刻变得开明?天方夜谭。 事实证明,过去国阵为了巩固马来选票,长期打压、歧视异族的策略早已影响民心,而这些被影响的人中,部分成为了公务员。有种族偏见的公务员即便犯事,政府也难以轻易对付;与此同时,种族主义政党继续 [vip_content_start] 煽动民粹,影响新一代人,而这些人成长后又进入公务员体系,国家团结便陷入死循环。 更重要的是,作为教师,却向学生(尤其是未成年人)灌输种族歧视思想,影响极其深远。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价值观的塑造者。科学研究表明,人在成年之前,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因此,教师的言行至关重要。如果他们向学生灌输种族歧视观念,久而久之,学生自然会养成相同的价值观。而被歧视的学生,则可能带着心理创伤步入社会,最终成为社交媒体上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网民,进一步加剧国家之殇。 这,又是另一个死循环。 无论是15年前的茜蒂英莎,还是今天母校流出的“回中国论”,它们都绝非孤立个案,而是校园中潜藏已久的公开秘密。区别只在于,有没有说出口,或者是否被曝光罢了。这是历史留下的民族伤痕,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愈合。 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伤害国家团结的人——无论他是普通民众、政客,还是公务员。 过去,黄明志因一支粗俗短片被煽动法令对付;今天,在超商打人马来大叔被控上庭。他们的共同点,是普通人。而至今,我们却未见任何一位破坏种族和谐的政客或公务员受到制裁。 林猷荃曾说,公务员体系内不可能人人都是达祖丁教授;而在我看来,政府体系内,也并非人人都能成为张庆信。 公务员是国家的动脉,犹如不可轻易碰触的逆鳞。然而,以“昌明”为口号的团结政府,如果不敢掀开公务员的保护伞,只将铁拳挥向普通民众,那人民又如何相信所谓“昌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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