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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女性

如今,随着女性职场参与度提高,许多家庭早已不再是单一收入模式,育儿也不该继续被视为母亲的“天职”。因此,政策设计不能继续建立在“默认女性为照顾者”之上,而应进一步把父亲拉进制度里。 劳动节,难得不用早起,一觉睡到了近午。走进茶餐室,早午餐还没上桌,“安华派劳动节红包”的标题先映入眼帘。奇怪,现在不是能源危机吗?政府在这种节骨眼还搞“派糖式政策”?有没有搞错! 点开新闻才发现,所谓“红包”,其实是政府为了支持女性生育后继续留在职场,计划推出的延长产假津贴(EPCB)。若政策顺利出台,马来西亚产后女性在原有98天全薪产假之外,还能额外享有30天假期,并领取相当于月薪80%的津贴。 消息一出,民间的第一反应并非鼓掌,而是谩骂与担忧。原因在于津贴出处不明,若由企业承担,可能导致中小企业负担加剧、职场对产后女性不友善等问题。所幸,《Newswire》独家取得人资部长拉玛南证实,额外津贴将由就业险基金负担。这一层焦虑,至少暂时有了答案。 但问题还没结束。 虽然“谁来买单”已明朗,但这项政策能否真正改变产后女性离开职场的现况?我认为答案并不乐观。 必须承认,延长产假津贴是一项善意政策。更长的假期与津贴,确实有助于女性在生育后,有更充足的时间恢复身体、照顾新生儿,也缓冲家庭最手忙脚乱的那一段时间。 只是,它终究还是治标多过治本。因为产后女性离开职场,并不单纯是个人选择,而是一个典型的结构性流失。 根据大马统计局、世界银行及国库控股研究院等机构统计,截至2024年,大马约有486万名女性身处劳动市场外,当中约63%明确指出,家庭责任与育儿是离职主因。 缺乏弹性工时、托儿费用高企,让“自己带孩子”成为部分家庭相对实惠的选项。更现实的是,大马社会至今仍深受“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影响,家务、照护、育儿等主要责任,往往默认由女性承担。再加上女性薪资普遍低于男性,一旦家庭必须有人暂时退出职场,最后被推到这个位置上的,往往还是母亲。 所以,与其说是产后女性选择离开职场,倒不如说,是现阶段的职场制度、托育成本与家庭分工,一步步把她们推回了家庭。 这终将反映在生育率上。 当职场与育儿无法兼容,当成为母亲意味着事业被迫停顿、收入被迫减少、生活重心被迫改写,不生,自然也成了一种选择。 近年来,随着女性教育程度提高、职场参与增加,年轻女性对人生的想象也早已不同。影视与流行文化中的“大女主”叙事,某种程度上只是反映了这种变化:越来越多女性不再把结婚生子视为唯一人生路线,而是把个人成就、经济独立和生活自主,一并纳入自己的选择。 当女性已经有了更多选择,社会制度却仍假设她们会自动退让、自动牺牲、自动回到家庭。 换言之,若产假政策未能从结构中着手,不仅难以逆转产后女性退出劳动市场的现象,也可能导致一个又一个生育计划被延后。须知,女性较适合生育的年龄大多落在20多岁至30多岁前半段,年龄越往后,自然受孕几率下降,孕期并发症及胎儿健康风险也会增加。到最后,这不只是个人选择,也会慢慢变成社会问题。 那么,真正的解方在哪里? [vip_content_start]   据报道,大马75%产后女性表示,若公司能提供更灵活的工时,她们会选择留在职场。如此看来,问题并非无解,只是我们过去太习惯把它丢回母亲一个人身上。 其一,是工作制度弹性化。远程办公、混合办公、弹性工时,这些在疫情期间被证明可行的模式,本应成为更多行业的选项。但在马来西亚,不少企业仍执着于“坐班文化”,认为看得见员工坐在办公室,才等于看得见生产力。本质上,这是对员工的不信任,也是亚洲式管理里常见的控制心态。 撇除部分必须站岗或现场操作的行业,许多工作,尤其白领岗位,确实可以通过线上或混合模式完成。我国经历过MCO,并非没有经验。将工作变得更弹性,除了让育儿和工作有机会兼容,也能让许多打工人少一点塞车消耗。原本被困在车龙里的时间和精神,本来就可以还给工作,也还给家庭。 其二,提供托儿津贴。很多家庭不是不想把孩子送去托儿,而是费用一算下来,母亲辞职在家照顾,反而成了比较“划算”的选择。问题是,这个“划算”的背后,牺牲的往往是女性的收入、年资、升迁机会和长期安全感。 若托儿问题能获得更实际的支持,女性自然少了后顾之忧,也更有条件继续留在职场。与此同时,这或许也能为那些因经济压力而迟迟不敢生育的年轻人,提供另一种可能。它支持的不只是产后女性,也是一个家庭敢不敢生、敢不敢养的现实条件。 不过说实在,这终究不能只由政府或企业单方面承担。政府财政有极限,企业营运也有压力。面对庞大的照护成本,双方如何建立更可持续的分担模式,才是政策能否真正落地的关键。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让父亲真正进入育儿现场。在传统观念中,父亲只要把钱带回家,就算完成了职责。可是,若育儿责任长期压在母亲身上,不仅会造成职场女性流失,更会让她们在身体、情绪与职业发展上同时透支。 如今,随着女性职场参与度提高,许多家庭早已不再是单一收入模式,育儿也不该继续被视为母亲的“天职”。因此,政策设计不能继续建立在“默认女性为照顾者”之上,而应进一步把父亲拉进制度里。例如瑞典、德国等国家,已将父亲纳入产假与育儿津贴体系,有些福利甚至规定父亲若不使用,就会直接作废,以制度方式重构育儿责任。 正如津贴无法只由政府或企业单方面承担,育儿自然也不能全压在母亲身上。当父亲被制度性地推入育儿现场,照护才不再是某一方的负担,而是家庭共同承担的责任。否则,无论补贴再多、假期再长,女性还是那个被预设要退场的人,差别只是退场时间被往后推一点而已。 延长产假津贴,固然是良政,但终究只是及时雨。真正能改变处境的,是系统性提供长期支持,让女性不必在成为母亲之后,就自动被推向职场边缘。 母亲节快到了。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习惯说一句“妈妈辛苦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她们辛苦,就不该让这种辛苦继续被视为理所当然。 女性要不要离开职场,应该是个人选择,而不是成为母亲之后,被制度、职场和家庭分工共同推出来的唯一答案。 相关报道: 劳动节大红包! 安华:政府拟推“产后延长津贴” 额外休1个月可领80%薪水! 独家|政府拟延长产假津贴 雇联: 冲击微中小企 间接成本或增60% 独家 | 政府拟延长产假津贴 人资部长:就业险基金缴付 不增劳资负担
1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