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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智能障碍

“如果这时候的青少年身边有成熟可信赖的师长引导、完善的家庭功能与学校教育制度劝阻,那再如何血气方刚,总会有刹车器让他们在悬崖边缘及时刹车,返回正途。但很可惜,不是每个青少年都拥有完整的刹车器配件。” 近几年本地青少年犯罪事件不仅数量呈上升趋势,犯罪的恶劣性质也一桩比一桩严重。一般民众对此类犯罪的看法,也因为长期以来缺乏法律教育认知,常常会以个体经验,或似是而非的法律误解常识,对相关课题做出评断。 像是“不打不成材“、”就是因为以前的小孩都被师长狠狠鞭打修理过,所以犯罪率低下”等诸如此类话语,在网络报导的留言下屡见不鲜。 若依照此逻辑,或许也该让聘用成年人的企业,对行为不端或没达到公司业绩目标的成年员工施予鞭刑才是。但若真有这般暴力对待员工的公司,恐怕会马上引起舆论公愤吧。如果心智相对坚毅的成年人尚且不能接受暴力羞辱让自己表现更优越,却又为何理所当然认为心智未发育成熟的孩子们,理应接受鞭刑来矫正他们的过错呢? 但反对鞭刑,并不代表一味赞美的教育是正确的。 犯罪少年,智力处于边缘状态? 曾在少年犯管教所担任儿童心理医生的宫口幸治,其撰写的《不会切蛋糕的犯罪少年》一书中提到--日本学校的教育者惯性采用“发掘并表扬孩子优点来增加孩子自信”的方式,来对待学习不佳的学生。但他认为赞美和倾听虽然可以应付一时,却不能根治孩子的问题。(这里提到的问题,并非孩子们的态度问题,而是更深入导致孩子学习不好的肇因) 敏锐的读者,或许会对上述书名感到好奇吧?“不会切蛋糕”与“犯罪少年”有何关联呢? 作者宫口医生因职业关系,除了接触与诊疗许多发展障碍、遭受虐待、拒绝上学、正值青春期的儿童外,他的工作内容也包含鉴定犯下杀人等滔天大罪的成年犯与少年犯的精神状态。日本的医疗少年院对于新来的少年会进行二小时的面谈,面谈内容主要询问犯罪理由和对被害者的想法。某次宫口与问题少年A面谈看诊时,发现对方有时会无法理解问题,于是宫口医师把在医院看诊时经常使用的“复杂图形测验”(Rey-Osterrieth Complex Figure text, 简称ROCF)让对方测试。(复杂图形测验是一种神经心理学测验,一般用于失智患者或来确认儿童视觉认知功能与临摹过程中的规划能力,测试方式是提供一些复杂图形,然后让实验者按照图形重新画在纸上) 出乎宫口医师意料之外,少年认真做了测验,但画出来的图案,却跟原画相差甚远。以下是复杂图形a与少年A临摹的图形b。 复杂图形a: 少年A临摹的图形b: 类似让宫口吃惊的,还包括与另几位少年犯的面谈。当他要求少年们把一个画在纸上的圆形蛋糕,分成相同大小给三个人与五个人吃时,他得到了以下少年们思考后画出的图形: 少年B&C各自绘出的三等份蛋糕图案: 少年C首次与第二次绘出的五等份蛋糕图案: 要强调的是,不会切蛋糕不必然会成为少年罪犯。但这些不会切蛋糕的少年犯们,却让宫口察觉到教育制度的功能缺口。 这些测验结果反映出少年们的共同点: ● 不会计算简单的加减法 ● 不认识文字 ● 不会临摹简单的图形 ● 不会复诵短文 由此推导出他们的视觉功能、听觉能力以及想象抽象事物的能力都很薄弱。他们不擅长念书,经常理解错他人传达的讯息、无法判断周围情况而造成人际关系挫败、被同学霸凌,也进而引发他们出现偏差行为。类似被老师斥责为不认真学习,或在家里受到虐待,之后衍生出逃学旷课、暴力斗殴或盗窃等各种问题。他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智力障碍者,但却是智力处于边缘状态的孩子们。书里第四章提及美国主导的智能障碍定义标准,在1950年代是“智商未满八十五”,而到了1975则改为“智商未满七十”。智商七十到八十四目前就属于临界智能障碍。 这些不会切蛋糕的少年犯,正是处于临界智能障碍人士。他们从小学二年级起就跟不上学习进度,但小学一般只把他们标签为“难以管教的孩子”。等上了初中,这些小孩就更彻底地被课业抛在后头,直到某天他们伤害了他人,触犯法律而被来到少年院,才因为认知测验结果而被人发觉他们真实的情况。 不让孩子做不擅长的事?错了! 认知功能的重要性是本书强调的重点之一,日本学校近年来也将认知功能视为教育重点并将之普及化推广。在日常生活中,临界智能障碍者与正常人几乎没什么区别。因为他们也能正常进行对话,生活也能自理。唯有在某些困难场景下,才会察觉他们与常人的区别。 像是第一次遇到电车停运等特殊情况,他们会陷入思考停滞状态,不知如何随机应变。无法对应状况外的计划能力,或执行计划功能不全的他们,容易被当下恐慌或愤怒情绪牵引,执意用他唯一懂得的方式处理生活事务,也容易盲目地听从他人摆布。还有更多对认知能力障碍与重要性描述,因篇幅有限,恕笔者无法一一列举。 是否有改善认知障碍的方法呢?书中第七章提供了具体的训练内容,像是看著连起来的图形然后在下方空格中画出一样的图形;以三到五个单词为一组,念出三组,要求受训生记忆最后一个单词,同时听到动物名称必须拍手等。这些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视觉听觉的工作记忆。 回到前面提到的,宫口医师认为赞美教育不能解决问题的立场,便是基于援助方式不能只偏向“寻找优点给予鼓励”及“增加自信”,而不让孩童进行“不擅长的事”,这反而可能让他们失去改变困境的机会。提前找出儿童不擅学习的原因,提供合理训练加以改善,才是对他们真正的援助。 反社会行为,跟大脑有关…… 跳脱认知障碍的范畴,当然也有会切蛋糕的智力正常少年犯。这样的少年又因何犯下罪行? 这里引述《罪、罪犯与他们的产地》第四章节<犯罪者的养成>,从脑神经科学了解何谓“青少年期限定反社会性”。犯罪学家泰瑞·E·莫菲特(Terrie Moffitt)针对少年犯罪进行追踪研究,发现一个现象--很大一部分的少年犯罪者,只在他们青少年阶段出现偏差的反社会行为,而当他们成年后,他们的非行行为便逐渐减少,最后回归正常守法的成年生活形态。 这种貌似季节限定的“青少年期限定反社会性”,是源于少年脑部分区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所致。 对青少年性格影响最大的的发展不平衡状态,当属大脑的前额叶与边缘系统。头盖骨下方的部位,就是前额叶的大概位置。这是大脑十分重要的分区,负责管理高阶认知能力,例如:决策、计划、理性思考以及自我控制。前额叶的发展是整个大脑里进度最缓慢的分区,一般来说需要在25岁前后才能完全发展成熟。 而与前额叶相对的,是大脑内部深处的边缘系统,主要负责记忆、情绪感知及某部分奖赏感受系统。大约15岁左右,边缘系统便装备完成。 也因此12岁至18岁的青少年,会处于一种能感知情绪,但缺乏情绪管控能力的“易冲动”状态。这个岁数阶段的少年,恰好与国中高中两个阶段重叠,不仅要面对巨大的身心发育成熟变化,也正从国中升入高中的分班时期,步入全新的人际网络里。高流动的团体间转换现象,恰恰给予少年犯罪的第二个特征框架:“集团化”。 集团化——寻求同侪价值观 “集团化”是少年犯罪或偏差现象的重要特征。例如本地“蚊型改装自行车”(Basikal Lajak)的青少年飚车集团、摩托飙车族(Mat Rempik)、少年私会党等,给人的印象就是“一整群”的少年集合团体。但其实一般青少年也喜欢群聚进行学会社团或户外运动。明明都是青少年群聚,为什么一般青少年不会发生集团似的偏差非行行为,但某些则会呢?两者之前有什么根本差异? 从发展心理学角度来解析,青少年阶段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自我认定寻求阶段。透过与外界社会的互动,来认定和建构自我。当校园的人际关系比重渐渐取代原生家庭的人际关系,青少年会逐渐显示对原生家庭价值观的质疑和反抗,向同侪价值观靠拢。不论是成年人或青少年,对社会认同感的需求与敏感性越高的人,越容易受到身处团体的影响。这类人在团体中会力求表现,表达忠诚,以换取同侪对自己的肯定评价。 问题核心来了--处于自我认定寻求阶段的每一位青少年,恰好就完整契合“社会认同需求高敏感族群”的样态。少年犯罪团体的价值观会特别强调以力量屈服他人、敢冲敢撞、冒险精神、挑战或破坏传统规范。这些刺激感官的行为,不像合法规矩的少年团体强调的收获,往往需要时间的间隔与沉淀。反之犯罪与偏差团体诉求的是立即性回馈--收保护费、马上人人有分利;群殴打架、让对手当场认输;飙车的车速、瞬间甩开其他人。这些没时间差、与需要透过时间积累的学习或运动成就相比,无疑对前额叶未发育成熟的青少年更具诱惑与吸引力。如果这时候的青少年身边有成熟可信赖的师长引导、完善的家庭功能与学校教育制度劝阻,那再如何血气方刚,总会有刹车器让他们在悬崖边缘及时刹车,返回正途。 但很可惜,不是每个青少年都拥有完整的刹车器配件。 于是,部分青少年便不自觉脚踩油门,闯入看似迷人但难以脱身的非行恶性漩涡中,甚至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 在《罪/罪犯与他们的产地》里,有一句话让笔者感触甚多: “每一件犯罪的发生,都是复杂问题的总和呈现” 对罪行本身的解析,并非三言两语就能总结成词。当社会价值观陷入混乱、社交媒体成瘾机制的侵蚀、学校教育现场崩坏、家庭功能缺失、以及青少年身心发展特征等种种问题堆叠,形塑成现今棘手怪诞的青少年犯罪课题时,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作为大人的我们都该冷静思考,如何从源头让每个青少年配给刹车器,以便他们都拥有成为健全大人的机会。 更多文章: 【读家说书】梁馨元 / 一本需要撕毁的诗集——读夏宇《Salsa》 【读家说书】马保靖谈印刷:做书有很多玩法! 【读家说书】丁俊勇 / 折与拆之间,有光
5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