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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深出版人李昕／我这辈子坚持要做的事，就是把书做好

10月12日，中国资深出版人李昕受邀到新纪元大学学院主讲公开讲座“今天我们怎样读书”，为在场观众带来关于阅读方式和阅读价值的多重思考。在讲座开始前的间隙，记者与李昕进行了一场深入访谈。报道：本刊刘紫晴摄影：本报林明辉在中国出版界，李昕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走过四十余年的出版生涯，他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三联书店总编辑，现为商务印书馆特约出版策划人。他的人生轨迹几乎与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同步，不仅经历行业多年来的巨大变迁，也见证了阅读方式从纸质、电子到碎片化时代的转型。去年3月，正值70岁的他推出了自己的作品《一生一事》，副题为“做书的日子（1982—2022）”。这本自传记录着他过往40年的编辑生涯，是他的回忆录——记录着他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把书做好。与书的相遇提到“读书”，李昕先想起的是父亲。他的父亲李相崇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也是一个极爱读书的知识分子。儿时的他对父亲的印象就是坐在书桌前读书的画面。家里的书桌、书堆，是他人生最早的记忆。 “我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在一个读书的环境中长大。” 自小学三年级起，他便开始接触文学作品。当时父亲正在做翻译工作，需要大量阅读世界文学，他自然也读父亲买回来的书。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出版物不多，《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广阔的天地》等作品都是父亲和姐姐们看完，他再捧着读的书。 “那时年纪小，看不太懂，就是囫囵吞枣，看个故事。” 阅读真正成为他生命里的主轴，却是在动荡的年代。文革来临，学校停课，他却没有停止学习，靠自学完成中学课程，也读了大量中外文学著作。 1969年，他被下放到东北吉林的农村劳动。那里的冬天十分严寒，他在“猫冬”（源自东北方言，指因寒冷或经济环境不佳减少外出活动的行为）期间回北京3、4个月，便在那段时间里把能借来的书都读了，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唐诗三百首》以及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维克多·雨果《悲惨的世界》等。 1978年，他顺利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多年积累的阅读能力，使他的学术基础和写作能力十分扎实。毕业后，他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当代文学编辑，后来调往香港三联书店，他意识到自己必须补充历史、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知识，于是大量阅读这些书籍。后来再回北京三联书店，由于编辑工作繁忙，他读的多是稿件，但仍坚持每年阅读数十本书。 “在人生不同阶段，读的书籍类型也不一样，但我从来没停止过阅读。” 听和看不能替代读谈到当下是信息爆炸的时代、碎片化阅读盛行，阅读风气大不如从前。李昕的语气沉了下来，毫不讳言地说: “我们正经历着一定程度的阅读危机。” 他观察到一些现象：美国《大西洋月刊》一篇调查文章显示在过去20年中，新一代学生的阅读量越来越少，无法与时下的社群平台如抖音、Instagram和YouTube竞争，许多美国大学生甚至不能完整阅读完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反观在中国，多所大学图书馆的书籍借阅量5年内下降超过一半；微信读书用户虽多，但真正每天阅读半小时的人只有约1600万，与庞大的大学生数量相比，仍是偏少。如今，年轻人更多是用短视频、听书软件、播客等代替纸本阅读。 “听和看不能替代读。听书是一遍带过，不会停下来思考；短视频会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而不断压缩信息，无法给予你结构性的知识。” 他说，纸本阅读的理解能力、记忆力和深度思考的能力，都不是碎片化内容能替代的。 “阅读时要让脑子停下来思考、连接、质疑。这些能力只有通过纸本阅读才能被激发。” 对他而言，阅读不仅仅是一种技能，而是保持思考能力的方式，是一个人不会被时代洪流推着走的根基。作为作家的李昕《一生一事》是李昕送给自己 70 岁的生日礼物。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的年少时代、大学时光、第一次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在香港三联书店的成长，再到回北京三联书店的经历。自传出版后，一位朋友告诉他：“这本书最应该推荐给大学生。” 他提到书中不仅有成功的经历，也包括自己在工作上的遗憾和失误。“我想留下一些真实的记录，有很多事情我做得并不满意、留下遗憾，我希望别人不要像我一样。” 他认为，这对即将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或职场新手都会有所启发，因为他们可以吸取前人的经验。“我写得很客观，我希望他们看到一个普通人在面对抉择的时候是怎么思考和解决问题的。” “我不是要告诉他们怎么走，而是希望他们看到别人的选择和代价，能少走一些弯路。” 在他的数部作品中，于今年7月出版的《百年家事：邻水李家的四代人生》对他而言意义非凡。作为四川邻水李家第4代的李昕以家族的真实经历为依据，从曾祖父、祖父、父亲到他自己，书写百年中国历史在一个家庭里的折射。《百年家事》里记载着家族命运的起伏，个人被大时代裹挟的无奈和当下的挣扎，也有面对选择时的坚持和担当。 “书里没有虚构，也没有刻意渲染，我希望让读者看到个体与时代的关系，历史不是抽象的，它就发生在我们家族几代人的生活中。” 在他看来，书写家族史，就是在书写中国人的命运。编书与写书都遵守的4个标准谈到“表达”，李昕认为编辑和作者在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标准却是一致的。他最看重作品是否具备学术价值、思想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无论是编辑别人的书，还是自己写书，他都遵守这4个标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要求，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长期坚持的原则。他认为编辑的责任远不止审稿，而是要判断内容是否能够启发读者，承担起传播知识、文化和思想的责任。 “编辑做的，是启蒙的工作。” “表达不只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所思所见，而是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事物的多面性，从中得到启发。” AI无法做出“书感” 李昕经历过中国出版业最辉煌的时代，从纸质书类型不多、读者需求旺盛的80年代，一路走到电子出版兴盛的今天。许多人都说，AI 的出现和电子出版的普及，让编辑行业发生巨大改变，被迫让资本市场牵着走。然而在他看来，出版的核心价值从未改变，编辑的本职是把内容和形式结合，做出精品书，这需要一种AI无法替代的能力，他称之为“书感”。 “书感就是一本书应该长成什么样子，你心里有谱。内容怎么分结构，插图怎么安排，封面、版式、节奏如何配合，这需要编辑长久以来积累的经验、审美和判断能力。” “书感”包含对书的结构理解、内容的分章、插图的配置、版式的呈现、文稿的节奏安排，最终呈现一本书整体的美感。李昕并不抗拒AI。他认为AI在重复性的工作中非常有效，比如翻译、对照资料、校对等，让编辑能节省时间；但它无法拥有“书感”，无法决定一本书的灵魂。 “AI可以协助，但它不能做精品书，精品书是由编辑策划的。” 出版应是内容本身有价值面对市场的声音崛起，出版人更要重新思考：为谁做书？为什么做书？ “过去是编辑选书、读者接受。现在是网络时代，网上的书评会影响口碑，平台榜单会左右销量，这些都会影响出版社的选题方向。” 他认为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出版社既要生存，也要盈利，有些还要面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考核，但他仍坚持一个底线：不能为了市场而牺牲内容和价值。 “出版不是投机，而是长期主义。出版应该是内容本身有价值，编辑通过策划、包装、推广的方式把书带给读者，让读者认识它、喜欢它，然后在市场上产生影响力。” 这才是出版人应该做的事。当被要求向读者推荐3本“最值得阅读的书”时，李昕并没有推荐自己的书，而是挑选了3本由他亲自编辑、极具代表的当代文学作品。第一本是《邓小平时代》，是傅高义花10年研究完成的经典著作，这不是人物传记，而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传记，是近1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思想类作品之一。第二本是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是由《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四册书组成的系列作品，作者记录自己在台湾近30年的亲历亲闻，描述30年间台湾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具有极强的文学性和思想深度。第三本则是齐邦媛的《巨流河》。她以个人和家族的故事呈现中国现代史的跌宕起伏，因笔触深刻、情感真挚，这本书被誉为“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在大陆和台湾两岸都拥有大量读者。这三本书恰恰能体现出李昕对出版价值的追求，即兼具思想性、历史性和文学性，并能为读者提供长久的精神养分。守住出版的价值和责任 “我这辈子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书做好。”访谈接近尾声时，李昕缓缓说道。在信息爆炸、注意力不断被切割的时代，他依然坚持纸本阅读，相信编辑的书感和判断，守住出版的价值和责任。他始终认为，阅读能塑造一个人，而好书能影响一个时代。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下，有些坚持无需改变，有些原则值得用一生去守护。更多【人物】：黄婉湄／你要理解性别，就必须先理解城市马子颂／快乐就是在种子里发现美植物学家Ruth Kiew／翻越无数山林守护植物生态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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