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SANA研讨会∣国行:薪资增长缓慢 经济成长人民无感



(吉隆坡28日讯)国家银行助理总裁拿督弗拉兹里表示,疫情后我国的实际月薪中位数已经恢复增长,但薪资增长仍未恢复至疫情前的长期增长轨迹,导致部分民众无法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
未恢复疫前水平
“这意味着,我们依然面对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薪资增长缓慢,削弱家庭建立财务缓冲及累积财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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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今日在《薪资增长缓慢,生活费不断上涨:哪些方面需要改变》研讨会上分享此看法,其他两名分享者分别是Carsome公司联合创办人,主席兼首席执行员郑继宗及Manaf Gardner Associates主席拿督诺拉,以及主持人兼国民投资公司研究院(PNBRI)研究主任法哈娜。
从制度层面来看,他指出,政府除了制定最低薪资之外,并不能直接要求企业支付特定薪资水平,因此解决薪资增长问题,需要从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着手。
过去5年,大马平均经济不仅高于区域平均水平,也优于许多处在发展中的国家;我国经济表现良好主要受惠于较低的失业率、温和通胀及扎实的经济基本面。尽管宏观经济数据亮眼,并不代表人民一定能够感受到经济成果。
弗拉兹里指出,当他和朋友分享统计局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测达到5.8%的亮眼表现时,朋友却回应:“这些数字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这让他开始思考,到底是谁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
事实上,政府推出多项改善人民收入的措施包括将最低薪资从早期800令吉逐步提高至目前1700令吉,让约440万名员工受惠。此外,公务员薪资调整也让约160万名公务员增加收入。同时,政府也向民众提供现金援助计划等。
“这不能说明经济成果完全没有惠及人民。不过,我承认仍有部分群体因为结构因素,无法明显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改善。”
3结构因素影响
他指出,我国薪资增长缓慢,长期而言主要受到3项结构因素影响,包括低技能外劳比例偏高、高质量就业机会创造不足、教育体系培养的人才与行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落差。
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偏低。
“GDP创造主要流向两个方向,一部分成为企业营业盈余,另一部分则成为员工薪酬。虽然疫情后这一比重已逐步回升至约34%,但相比先进经济体和区域国家的比重仍偏低。”
生产力是提高薪资关键
另一方面,郑继宗表示,从企业角度来看,提高薪资最大的关键因素是生产力。由于公司长期服务大量二手车经销商,因此能够观察中小企业面对的实际挑战。
他指出,许多二手车经销商或许每个月只能销售约20至30辆汽车。如果希望提高员工薪资,企业必须先思考:提高薪资后,公司是否能够创造更多价值?如果企业每卖出一辆汽车,无法提升盈利,但员工成本持续增加,最终企业只能压缩利润,甚至减少员工工时。因此,提高薪资必须与生产力同步提升。
“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大马拥有相当完善的企业支持体系,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推动人才培训及企业发展。”
不过,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供应端已经存在,但需求端是否真正吸收这些资源?
对于小型企业来说,由于缺乏专门的人力资源及财务部门去申请补助和执行项目。因此,中小企业面对的问题不是没有资源,而是如何更容易获得并有效使用资源。
最低薪改善低收入群收入
诺拉指出,最低薪资制度确实改善基层员工收入,但无法单独解决整体薪资增长问题。最低薪资最大的作用是提高正式就业市场的薪资底线。如果没有最低薪资制度,基层员工收入水平可能更低。不过,最低薪资不会自动带动整个薪资阶梯上涨。
“换句话说,最低薪资能够改善低收入群体收入,但不会自然推动中高收入群体同步加薪。”
她指出,过去几十年,外资曾经改变我国经济结构,尤其在1970年代及1980年代,外资制造业进入我国,推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也提高整体生产力。
然而,过去成功的模式并不代表未来仍然有效。如果未来吸引的投资仍集中于低技能岗位和廉价劳动力模式,将无法持续推动薪资增长。
因此,她认为大马必须吸引更高质量投资,创造更多高收入就业机会;未来重点是推动就业结构升级,让更多劳动者进入高价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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