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望”到“南顾”：香港与东盟航天产业合作前景

例如新加坡在这一方面客观上是东南亚区域领跑者——70家航天企业、约2,000名从业人员，全球前十大卫星服务供应商中多数在此设立区域总部，但本土市场太小，必须向外走；而印尼野心最大，国家研究与创新局自主研发的NEO-1卫星计划于2027年1月发射，成为印尼首颗国产卫星，PSN已运营Nusantara Lima等高通量卫星以覆盖逾17,000个岛屿——但融资需求迫切，产业生态尚未成型；马来西亚则非常稳重，有MEASAT这样的老牌运营商，与垣信卫星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千帆星座”落地，基础设施良好，但相对缺乏系统整合能力；泰国航天产业起步最早，国家天文研究所研制的MATCH空间天气探测设备已通过飞行模型测试，计划随嫦娥七号于2026年底发射——这是东盟国家首次参与深空探测——然而起产业链尚不成规模，至今未形成闭环；越南则默默追赶，其技术依赖度依然非常高。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需要的不是火箭，因为射服务已经有SpaceX和长征火箭可以满足。它们真正的瓶颈是：卫星融资、供应链整合、人才培训、国际标准对接。而这几样，恰好对应了香港的优势。

航天融资是香港最直接的切入点。2026年6月，港交所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及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股票双重上市及债券跨境上市。同样的逻辑完全可以延伸到东盟市场——无论是通过港交所主动拓展，还是由香港的金融机构将这一模式复制到东盟。东盟各国的卫星项目并不缺技术方案，缺的是能把技术方案转化为商业项目的资本通道，而香港资本市场正是为填补这个缺口而存在的。

低轨卫星监管可能是香港最具杠杆效应的角色。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大律师曾指出，香港有优良的金融、通讯、保险监管制度，享誉国际，有条件成为国家和东南亚最理想的航天事业集资中心。如果香港能建立一套被国际认可的低轨卫星监管框架，它服务的将不只是本地市场，而是整个东盟区域的卫星通信需求——从服务提供者变为规则制定者，才是真正的角色升级。这背后涉及笔者一直主张的“单位轨道资源利用效能”概念，即轨道与频段是有限的战略资源，东盟国家在频段协调中普遍缺乏中美那样的技术和法律资源。而这，正是香港可以提供制度性协助的地方。

跨国供应链的协调是香港已经在做的事情。借助自由港的物流效率、普通法的合约保障和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调度能力，香港可以成为东盟航天供应链的天然协调节点——不需要有自己的卫星工厂，而是让马来西亚制造电子模块、泰国生产结构件的跨国链条跑得更顺畅。

人才与科研交流已有现实基础。香港中文大学2024年已推出航天科学与地球信息双主修课程，香港理工大学2026学年开设了卫星工程理学硕士——这些课程本身就对国际学生开放。如果港校能在此基础上增设面向东盟学生的专项奖学金或交流名额，让区域内的年轻工程师来香港学习卫星设计与项目管理，这比任何政府备忘录都更能建立长期的合作基础。

面对东盟航天这个邻域，有人认为新加坡已是区域航天中心，香港没有机会。但这实际上是零和误判——航天产业链足够长，容得下多个枢纽各司其职。连结者的窗口期不在于排他，而在于找到自己的位置。

东盟的航天需求是真实的，香港的金融与供应链能力也是真实的。问题不在于谁强谁弱，而在于双方是否意识到彼此可以互补。当两股力量开始对话，区域航天合作就有了新的想象空间。香港已在2025年施政报告中提出研究简化低轨卫星牌照审批流程——这项改革的落地，将是检验香港能否真正打开南向窗口的关键指标。对东盟的卫星运营商来说，它可能意味著一个更高效、更低成本的区域卫星通信监管选择。一年前笔者曾在本刊讨论马港创科合作的路径，如今再看——垣信与MEASAT签约、中马航天港推进——说明这个方向没有错。而即将在9月举行的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是港东盟航天合作能否从双边备忘录走向多边产业协作的第一次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