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洋设厂”到“重返南海” 马港经贸合作历史基因

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积极开拓东盟市场，马来西亚成为深化区域合作的核心伙伴之一。坊间在讨论马港合作时，往往着眼于两地都被英国管治也有较接近的语言及普通法基础等，其实马港合作的基础远远不止——香港与马来西亚的经济血脉早已交织大半个世纪。从二战后的产业转移，到冷战时期的欧美资本布局，再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大回流，两地的合作历史不仅是一部两地商人的奋斗史，更是亚太地缘政治与全球供应链流变的缩影。

一、 战后成衣潮与“借道南洋”的马港合作史

二战结束之初，香港的经济没有立刻起飞，而是百废待兴、资源匮乏。有当年在马来西亚设厂的港人代表向笔者追忆当时甚至连工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电力变压器（俗称“火牛”）都无法自给自足，高度依赖日本的技术指导与设备进口。然而，随着国共内战爆发，大量带着资金、设备与精湛技术的内地资本家涌入香港，其中以上海纺织与成衣资本最具代表性，他们与香港本地廉价且灵活的劳动力一拍即合，迅速奠定了香港作为亚洲纺织与成衣制造中心的优势地位。

1950年的朝鲜战争是香港经济转型的关键催化剂，也为马港合作带来了机遇。彼时，联合国对华实施禁运，彻底切断了香港传统的转口贸易生路，迫使香港全面转向“转口变工业”的转型体制发展，并意外享受到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订单及商机。然而，随着香港工业的快速膨胀，香港本地面临着土地狭小、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本地西方订单的瓶颈，敏锐的香港闽籍与粤籍企业家也就开始主动将目光投向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的马来亚。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急需发展进口替代工业，香港成衣商如联亚、南联等纺织巨头，纷纷前往槟城、霹雳州等地投资设厂。他们不仅带去了资金，更将香港成熟的裁剪、缝制管理技术以及国际买家网络复制到了马来西亚，直接助推了早期马来西亚轻工业的萌芽，这种“香港总部、南洋生产”的模式，是马港合作的第一波高潮。

二、 冷战与“1+1”风险分散战略下的马港合作

进入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港英政府管治下的香港，地缘政治地位极其微妙。作为西方阵营在远东的前哨，香港凭借自由兑换的货币体系、高效的廉洁文官体制以及低税率，吸引了庞大的欧美资本流入。然而，冷战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欧美资本在将香港视为亚洲总部与核心制造基地的同时，对其华人较多易有暴动等风险深感焦虑。

为了分散政治与供应链风险，当年有投资马来西亚的港人表示欧美的母公司在港英政府的默许与跨国银行的撮合下，曾经在亚太地区推行“香港+周边国家”的“1+1”运营模式。其中，香港主要扮演决策、金融结算、研发与高端制造的角色；而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则作为后备生产基地与风险的缓冲垫。当年的马来西亚同样实行普通法，银行与法律体系高度对接港英体制，且吉隆坡与槟城等地政局相对稳定。于是，大量在港的英资洋行和美资电子、制衣厂带动其香港合作伙伴与本地华商资本，共同前往马来西亚投资。这一时期的港人港资进入马来西亚，不再是单纯的民间自发行为，而是带有浓厚的国际资本分散地缘风险的战略色彩，所以马来西亚的工业现代化过程中，也有一定的香港金融与管理痕迹。

三、 改革开放下在大马的港资回流内地

然而，历史的钟摆在1978年发生了剧烈的震荡。中国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崛起。对于在马来西亚扎根的港人港资而言，内地的开放带来了无法抗拒的诱惑。

相比于东南亚，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在文化与语言上的障碍更少，使港商与内地的沟通成本极低；其次是土地与劳动力成本比东南亚更具竞争力；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香港拥有内地需要的大量国际资源，内地则拥有由国家规划、无比庞大且完整的产业配套去满足港商的需求。所以八十年代中期始，原本分布在马来西亚槟城、吉隆坡周边的港资成衣厂、电子元件厂以及塑料制品厂陆续“北上”，将生产线打包搬迁至东莞、深圳、中山等珠三角城市，马港合作的高潮也就暂时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