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琴.监狱高墙,更需法治之光


今天讨论第63A条文,不是预设所有监狱官员都会滥权,而是希望法律在保障官员依法履职的同时,也为任何权力划下清楚的界线,这才是法治精神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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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监狱的印象,并非来自真实生活,而是来自电影。
从八九十年代的港产片,到后来陆续出现的监狱题材作品,监狱总被描绘成一个与社会隔绝的世界。高墙、电网、铁门、牢房,还有身穿制服、手持警棍的狱警,构成了许多人对监狱最初的印象。
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形容这种印象,那就是——恐惧。
电影里的剧情充满戏剧张力,有狱中暴力、有帮派角力,也有狱警滥权、滥用私刑,甚至有人借助手中的权力凌驾制度之上。当然,我们都知道那是电影,不是现实。
然而,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共鸣,并不是因为观众相信每一个情节都会真实发生,而是大家都明白,一旦权力失去监督,再荒诞的情节都有可能发生。
2025年1月17日引起全国关注的太平监狱命案,就是最好的例子。大马人权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太平监狱在转移扣留犯期间,狱警涉嫌过度使用警棍及胡椒喷雾,导致一名61岁囚犯因腹部严重钝器创伤身亡。
这起案件不仅震惊社会,也再次提醒人们,在监狱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执法行为更必须经得起监督与问责。
监狱与一般执法场景不同,囚犯失去行动自由,外界无法即时接触,家属、律师及媒体也难以第一时间了解情况,所有执法行为几乎都发生在公众视线之外。
一旦发生滥权行为,受害者往往难以发声,事件真相也更难水落石出。正因如此,监狱作为高度封闭的环境,官员的行为更需要受到严格的法律规范与监督。
任何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执法,必须建立在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之上。否则,人民担忧的就不是监狱官员本身,而是制度是否足以制衡权力,防止权力遭到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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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就是为何2026年监狱法修正案新增的第63A条文,会在国会引发广泛讨论。
原本看似争议不大的监狱法修正案,因新增的第63A条文,在上周四的国会二读辩论中掀起争议,政府最终决定展延表决,并交由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进一步审查。
第63A条文拟赋予监狱官员及相关执行人员,在“善意”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免于面对诉讼、民事索偿、刑事检控或其他法律程序。
政府的出发点并非毫无道理,毕竟监狱官员每天面对的不只是一般行政工作,还包括处理暴力事件、制止骚乱、押送高风险囚犯等任务,在紧急情况下,他们确实需要一定程度的法律保障,才能果断履行职责。
如果监狱官员每次依法执行公务都可能面对无止尽的诉讼,不仅会影响工作效率,也可能让前线人员因顾虑法律风险而裹足不前。
在国会二读辩论时,多名朝野议员提出了相同的疑问:究竟由谁界定“善意”?判断标准是什么?若官员涉及疏忽甚至越权行为,又是否仍受到免责条文保障?
更关键的是,即使官员主观上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公务,若客观上造成严重伤害,法律又该如何衡量?免责条文会否影响司法调查,甚至削弱追究责任的机制?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立法阶段厘清。
如果没有厘清这些关键问题,公众难免担心,这项原本旨在保障依法履职人员的条文,日后可能成为滥权者规避责任的依据,甚至削弱问责机制。
法律给予官员必要保障的同时,也必须确保人民监督的权利不会因此受到削弱。
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不是相信每个人都会善意行事,而是确保制度能够制衡权力、追究责任。
这次国会的讨论,绝对不是反对改革,而是要求改革更加完善。值得肯定的是,政府最终没有坚持仓促完成立法,而是选择将争议条文交由国会特委会重新研究,以吸纳更多专业意见。
法律监督的不是今天任何一个人,而是未来每一位可能行使这项权力的人。
今天讨论第63A条文,不是预设所有监狱官员都会滥权,而是希望法律在保障官员依法履职的同时,也为任何权力划下清楚的界线,这才是法治精神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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