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强.要人民省油救国，政党却忙着烧油造势

纪律若只是让自己人排得整齐，却让沿途居民承受噪音，让其他驾驶者被迫放慢或闪避，让公共道路暂时服从政党动员，那只是内部纪律，不是公共纪律。

组织能力若只是证明政党有办法召集人、安排路线、控制队伍、拍出好看的画面，也不等于它对社会有贡献。

服从指示若只是在旗帜之下听令前进，而没有进一步学习如何尊重陌生人的道路权利、邻里安宁和公共秩序，那么它训练出来的也不是完整的领导力，而是群众动员的技术。

这里必须说得直接一点：若伊青团真要训练青年，方式很多。

协助灾区、整理社区、推动安全驾驶教育、帮助老人维修房屋、到学校做义工、协助弱势家庭，都可以训练纪律、组织能力与责任感。为什么偏偏选择一种必须消耗汽油、占用道路、制造噪音，并增加交通风险的方式？

这不是没有替代方案的问题，而是政治组织选择了最能制造视觉声量的方式，然后再用“训练青年”来解释它。

若活动本质是政治造势，就应承认它是政治造势；若目的是启动选举机器，就应承认它是选举动员。把政治动员说成品格训练，反而显得不够诚实。

大型摩托车队的政治目的其实很清楚。党旗在路上出现，队伍穿过街区，支持者身穿统一颜色，照片和短视频在社交媒体流传，基层因此感觉自己仍然庞大，领袖也可以向外界展示组织还在运作。

这种场面对于政党有用。它能制造归属感，也能制造压迫感；它告诉支持者“我们的人很多”，也告诉对手“我们还能动员”。

但是，政党所获得的政治效益，并不是无成本的。成本往往由没有参与的人承担。

住户没有参加集会，却要承受引擎声；公路使用者没有参与动员，却要面对拥堵和延误。这些困扰，都不会写入集会里。

政治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支持者的兴奋当成社会的认同。场内的人越热烈，场外的人未必越支持。一个车队从主办方角度看，是秩序、纪律和团结；从沿途住户角度看，可能只是吵、乱和不必要的干扰。

若政党只看见自己人排队前进的画面，而看不见别人被打断的日常生活，那就说明它所谓的群众路线，其实只走在支持者之间，没有真正走进公共社会。

噪音问题尤其不应被轻描淡写。摩托声浪不是抽象概念，它会进入住宅区、店屋、学校、诊所和小路。

单一摩托经过，声音很快消失；大批摩托集中出现，声音就会被延长和放大。若当中有改装排气管，扰民程度更明显。

一个政党平时若常谈社会道德、家庭价值和公共秩序，就更不应该把别人的安宁当成可消耗资源。政治活动不是不能热闹，但热闹不能建立在别人无法拒绝的噪音之上。

这也牵涉到伊党青年团究竟要展示什么样的青年政治。如果青年政治只是人数、旗帜、车队、声量和服从，那并不新鲜。它只是旧政治换了一种交通工具。

真正有意义的青年政治，应该能回应这一代人的真实处境：工作不稳定、生活费上涨、汽油补贴调整、公共交通不足、道路安全长期恶化、年轻人买车买屋越来越困难。

若面对这些问题时，青年团最能展示的仍然是摩托车队和政治造势，那只能说明它还没有真正提出更高层次的青年议题。它动员了青年，却未必提升了青年政治。

当然，伊党有权举办政治活动，青年团也有权召集支持者。

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权利，而是如何使用权利。公共空间不是谁申请到了，谁就可以无限使用；道路也不是谁人多，谁就可以把别人挤到旁边。

成熟的政党不会只问自己能不能办，还会问这场活动是否合时宜，是否有必要，是否过度影响别人。尤其在国家要求人民节省汽油的当下，政党更不能一边享受政治动员带来的好处，一边把外部成本丢给社会承担。

伊青团所说的三大好处，未必完全不能实现。车队确实可以让参与者学习某些协调和服从，也可以让组织测试自身动员能力。

问题是，这些好处太内部，代价却太公共。一个政党不能只计算自己训练了什么，而不计算别人承受了什么。

若纪律最后变成扰民的纪律，组织能力最后变成扩大干扰的能力，服从指示最后变成不问公共后果的服从，那么这三大好处就不值得骄傲。

马来西亚政治已经太习惯把热闹当力量，把人潮当民意，把能够动员当成能够治理。

可是治理从来不是把最多人带上路，而是在资源有限、道路有限、居民忍耐也有限的情况下，懂得克制自己的冲动。

国家既然要求人民省油，政党就不应该把烧油造势当成理所当然。

伊青团若真要训练纪律，第一堂课不该是如何整队出发，而是如何在有能力制造声量时选择克制。

一个有治理意识的政治组织，不是最会召集车队的组织，而是知道什么时候不该把车队开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