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范冰冰心有渴望 为自己点亮灯光



见到范冰冰那天,她正在发烧,声音有点哑,但她依然敬业地完成访问与电影宣传。和镁光灯前的“范爷”不一样的是,眼前的范冰冰少了一点锋利,多了一点松弛感,空档期间与相熟的摄影师玩闹,随时可听见她爽朗的笑声回荡。
张吉安执导的《地母》可谓范冰冰的人生作品之一,不只是“涅槃重生”,更让大家第一次真正看见,在那个强势、美丽、永远不服输的“范爷”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很敏感、隐忍,也始终拼命想把戏演好的“演员范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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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种历经高低起伏后,才慢慢沉淀出来的状态。这些年,她始终在寻找新的突破口,一次次从边陲努力拾回作为演员的骄傲,以及对表演艺术最纯粹的坚持。
《地母》大谈土地、政治、历史创伤及民间信仰。范冰冰饰演的“凤音”,白天是一名农妇,夜晚则是一名“解降师”,但她其实连自己的伤口都无法真正治愈。
★只有自己才是自已的拯救者
谈到在片中饰演“解降师”,被问及人最难治愈的,究竟是仇恨、遗憾,还是自己时,范冰冰沉默了一下,才缓缓开口:“太多了。”
她说,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人生里经历过的创伤,甚至一些不堪却又无能为力的事情,其实都很难真正被治愈,“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寄托放在别人身上,觉得谁可以拯救你、陪伴你。”
她认为,人终究还是需要建立更强大的内心,可透过书里、音乐里、电影里,甚至生活细节里找到力量,“但真正能救你的人,其实只有你自己。”
★能吃苦最怕辜负信任
电影拍摄期间,范冰冰花8个月时间随剧组到吉打生活,卸下精致艳丽的外貌与明星光环,入乡随俗学习福建话、暹罗话及国语,还为角色增重20多斤(约10公斤)、学习下田插秧、捡牛粪,满身泥泞地让自己真正融入角色。
不过,她并不认为这是“牺牲”,直言:“其实我能吃苦这件事,大家不知道而已。”她最怕的,不是辛苦,而是辜负。她直言,自己是一个责任感很重的人,强调作为职业演员,本来就应该为角色付出全部,“既然接了这个角色,我就要把它担下来。我不能辜负导演和整个剧组对我的信任。”
《地母》的情绪很重,不是那种大哭大喊的发泄,而是一种长时间压在身体里、慢慢渗进骨头里的压抑。范冰冰回忆拍摄期间,自觉“任务很重,压力也很大。”她笑说,每拍完一场戏,最爽的事情,就是在剧本上打一个叉,“代表这场戏终于结束了。”
★有情绪自己消化
范冰冰与“凤音”一样也是个性隐忍、坚韧的女人,坦言某种程度上,这角色也给予了她一些力量。她笑言,生活中很少真正大喜大悲,“我可能不是一个可以把所有情绪都释放出来的人”,开玩笑表示:“除非喝多了,哈哈!不然正常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收敛一点”,不是没有情绪,而是太习惯把情绪往里吞。
尤其这几年沉淀自己的时候,戏外的范冰冰,也像在这部电影里,重新面对了自己,“如果没有这几年,没有《地母》,我可能早就已经息影了,可能退到幕后,做一些与电影无关的事情。”
然而,《地母》不仅让她重新找回“演员范冰冰”身分,还先后获得《第62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与《第28届意大利乌迪内远东电影节》“金桑树杰出艺术成就奖”的肯定,也让她重新意识到“好像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因此决定继续留在演员这条路上。虽然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可能会很辛苦,会很疲惫,也会很纠结,但是她依然选择感恩,“我觉得上天还是给了我,我想得到的东西,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拼命三郎VS轻安自在
谈到如今的自己,若与20年前相比有什么不同,范冰冰几乎没有犹豫地笑说:“那肯定现在比较好。”20年前的她,还处于一个“认知比较低”的阶段。那时候最大的目标,就是拼命工作、撑起整个家,让父母和弟弟范丞丞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很多理想,都只能排在现实后面,“因为我要先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支撑家庭。”
她形容,现在的范冰冰,是一种“更轻松、自在”的状态,“我只想碰到好的角色,然后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演好它;如果没有碰到好的角色,我在生活里也可以过得很开心。”
★好角色拚运气
金马影后殊荣成为范冰冰职业生涯的又一高峰,但她不想再给自己设限,只希望自己还能遇见更多好导演、好故事与好剧本,“能碰到好的角色,就是我的运气。”通过跟张吉安的合作,她认为大马电影圈非常优秀的,“所以我不排斥和其他大马导演合作”。
被问到是否想转型当导演或监制时,范冰冰立刻笑回:“我演得那么好,为什么还要做别的事情?”
她坦言自己是典型的处女座,是一个极致的完美主义者,每个细节都要求精准,“不能有一丝一毫差池。”在剧组,她会感受到现场每个人的情绪,“导演开不开心、演员情绪好不好,我其实都感受得到。”这样的人,其实很累。过去担任监制的经历,也让她深知导演工作的巨大压力,开玩笑说:“如果真的要做导演,我可能会把所有人都杀死,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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