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贵生.8天连假令人担忧

展望未来，现在或许正是政策制定者重新检视马来西亚公共假期整体结构的适当时机。这包括重新评估补假制度的必要性，并更加审慎地看待连续非工作日所带来的累积影响。

几天前，我收到一张列出砂拉越即将到来的公共假期的海报。乍看之下，这似乎很平常。直到我注意到，这些假期竟然连续长达五天。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马来西亚公共假期日益增多问题的人，我本能地快速算了一下。如果把周末计算在内，再加上丰收节（Gawai）之后很可能顺势多请一个星期五，这段五天的假期，很容易就会延长成整整八天的长假。

我的第一反应是担忧。一个不间断长达八天的假期，不只是“慷慨”，而是过度。如此漫长的停摆，无论是在经济活动还是行政运作层面，都会引发对生产力、效率以及我们正在塑造的整体工作文化的严肃质疑。

出于有必要发声的责任感，我先将这些看法分享给砂拉越的领导层成员，随后也把同样的内容发布在脸书上，因为我认为这不仅是个人观感，更关乎公共利益。

在题为“公共假期过多：令人担忧！”的贴文中，我写道，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失控。马来西亚本来就拥有相当多的公共假期，但我们似乎并未加以节制，反而还在不断增加，有时甚至是以“补假”的名义进行。

这些后果其实不难预见。企业运作将受到干扰，尤其是依赖持续经营的中小企业，更是首当其冲。

随着工作日被切割得零碎不整，生产力也随之下降。公共服务的效率减缓，甚至变得不那么容易获得，给人民带来不便。在某些领域，由于需要加班或调整工作安排，运营成本甚至会进一步上升。

砂拉越的假期安排正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既要庆祝州属特定节日，又要遵循全国公共假期的情况下，非工作日的总数本已相当可观；若再叠加连续延长的长假，只会让问题雪上加霜。

我在过去的文章中一再提出这一点：公共假期固然具有重要的社会与文化意义，但也必须设有合理的界限。遗憾的是，当前的发展趋势似乎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

不过，让我感到鼓舞的是，我最近的发文在砂拉越乃至更广范围内，引来了约二十位来自政府与商界朋友的回应。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两个关键关切。

首先，普遍的共识是，“补假”政策其实没有必要，应当重新检讨。尽管这项政策最初或许出于善意——例如在假期落在周末时确保公平——但它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使公共假期的总数不断被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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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家普遍认为，长时间连续的假期对商业不利。漫长的假期会扰乱供应链、延误决策，并降低整体产出。对于利润空间本就有限的行业而言，这类中断的冲击尤为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仅是砂拉越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与亚洲多数国家相比，马来西亚本已属于公共假期数量偏高的国家之一。根据不同州属的安排，每年的公共假期总数大致介于18天至超过20天之间。

相比之下，诸如新加坡等国家通常一年大约只有11天公共假期；日本约为16天，而韩国则大约15天。即便是在以工作与生活平衡著称的香港，假期数量一般也维持在较为适中的范围内。

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公共假期多半以单独的一天形式出现，而不是连续延长的长假。除非是像农历新年这样的重大节庆，否则较少出现长时间连休；即便有，其假期长度通常也会经过谨慎规划与控制。

这种做法之所以经得起时间考验，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单日假期既能让人休息与庆祝，又不会对经济活动造成明显冲击，在文化传承与生产效率之间取得了相对平衡。

然而在马来西亚，联邦假期与州属假期叠加，再加上补假制度，逐渐形成了一个“长假常态化”的体系。或许有人会欢迎这样的安排，把它当作旅行或陪伴家人的机会，但我们同样必须认真审视其长远影响。

一个国家的工作伦理，不仅由政策塑造，也深受日常习惯与社会预期的影响。如果长时间的“停摆状态”逐渐被常态化，最终可能滋生的不是韧性与纪律，而是松懈与惰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取消公共假期。恰恰相反。马来西亚多元的文化与宗教面貌本就值得珍惜与庆祝，而公共假期正是体现这种多样性的重要方式。

但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度”。

展望未来，现在或许正是政策制定者重新检视马来西亚公共假期整体结构的适当时机。这包括重新评估补假制度的必要性，并更加审慎地看待连续非工作日所带来的累积影响。

至少，各方应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这类决策将如何影响企业运作、公共服务以及整体经济。

公共假期，应当回归其本质：一个用于休息、反思与庆祝的日子。一旦延伸为长达一周的停顿，它便不再服务于原有目的，反而成为一种负担。

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也需要及时作出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