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持续攻击，加上其破坏稳定的外交政策——特别是扣押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及随后威胁轰炸伊朗和入侵格陵兰岛——已使整个战后国际秩序，包括美元的霸权地位，受到质疑。此刻正是反思过去半个世纪维系国际货币体系相对稳定的动力机制的最佳时机。
尽管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存在根本性不对称性——为向世界提供美元流动性，美国必须维持经常账户赤字，即从国外购买的商品多于出售的商品——但稳定性依然得以维持。与此同时，美国发行的债务被外国政府和投资者视为储备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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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美国借贷成本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使联邦政府得以借助外国储蓄扩大财政空间。这正是法国时任财政部长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1960年代提出美元“过分特权”著名论断时的核心意涵。
他的观点确有道理。正如中国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所言，全球货币稳定依赖于主权国家发行的货币——这些国家的政策终究受国内优先事项驱动。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溢出效应，恰恰揭示了当国内优先事项与世界其他地区利益相悖时会发生什么。
2009年，周小川提出探索脱离单一发行国国内关切的全球货币体系，同时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此前作为全球最大出口国，中国对外贸易结算几乎完全依赖美元，导致外汇储备在2014年达到3.8万亿美元峰值。
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并实现储备资产多元化，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具有现实意义，如今依然如此。作为以出口为导向的大型经济体，中国将支付体系和储蓄实质上外包给美国，这意味着持续承担风险。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从2015年的约1.3万亿美元降至如今的7000亿美元左右。
对全球失衡的担忧——如今在法国主导下重回七国集团议程——绝非新鲜事。2010年代初二十国集团讨论中，这一议题就占据重要位置。当时中国决策者认为，更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能更公平地分摊调整负担，降低中国对美元的依赖，并提供更多支付与投资选择，从而增强稳定性。 其根本逻辑很简单：像中国这样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理应拥有真正国际化的货币。
关键在于，这一愿景建立在G20危机后政策合作的基础上。多边金融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给予支持，该组织曾将人民币国际化视为推动中国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途径。
2016年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即IMF储备资产）的举措，被视为迈向多货币体系的重要一步。当年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这种转变不仅被视为对中国的利好，更被广泛认为有益于全球稳定。
然而在随后的十年间，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这种共识基本瓦解。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最新日内瓦报告反映的主流观点认为，在此背景下建立多货币体系可能加剧分裂并恶化系统性风险。若缺乏强有力的协调机制，货币竞争反而会引发动荡。
过度依赖美元存在风险
但过度依赖美元同样存在风险，尤其在特朗普政策制定反复无常且往往以交易为导向的背景下。当全球金融稳定实质上被美国国内政策所挟持时，中国正着力打造与其日益扩大的经济影响力相匹配的国际货币。构建不依赖单一主导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其必要性在十年后的今天依然迫切。 前行之路在于精心协调向该体系的过渡。但若缺乏政策合作维系体系稳定，动荡与进一步分裂恐将接踵而至。
毋庸置疑，作为二十国集团现任主席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最大股东，美国必须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但在特朗普治下，G20恐沦为交易政治与分裂的论坛，而非多边合作平台，将难以应对——更遑论预防——全球危机。此种结局将标志着我们所熟知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秩序终结。
尽管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仍拥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但这种权力集中本身就是一种脆弱性——全球稳定依赖于单一规则制定者兼维护者。鉴于特朗普政府日益倾向于在规则束缚其短期利益时肆意践踏规则，这种安排已无法再被视为理所当然。
话虽如此，可信的替代方案尚未出现。除非美国政策发生转变，或出现无需美国参与即可运作的多边主义可行模式，否则全球经济仍将饱受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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