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世敏.国盟主席难产,后慕尤丁时代的难题


国盟在后慕尤丁时代,恐怕难以再复制过去的“强人政治”。无论是土团党,还是伊斯兰党,都难以推出一位毫无争议、足以号令全盟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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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30日凌晨1时15分,在大多数人仍沉浸于年末氛围之际,一个土团党内部的WhatsApp群组悄然掀起波澜。
群组信息内容虽简短,却投出一枚政治震撼弹——慕尤丁已决定自2026年1月1日起,辞去国盟主席一职,正式函件将随后呈上,并感谢国盟领导层在数年来给予的支持。
时间已深,看着手机屏幕上的讯息,不免心生犹豫:这究竟是真消息,还是未经证实的内部流传?经多方确认无果后,我将信息转发给主管,心里仍带着几分不确定,合上手机入睡。
直到当日上午9时,慕尤丁正式宣告辞去国盟主席一职,这让人半信半疑的“群组传言”终于坐实,也成为跨年最受关注的政治新闻之一。
如今1月已近尾声,新任国盟主席人选仍未有定案。各方角力和拉锯,让人意识到,问题不在于“找不到人”,而在于无人能够获得各方普遍认同。
慕尤丁的辞职,表面看似个人决定,实则是国盟内部权力结构变化下的必然结果。随着伊斯兰党在国会和州属层面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土团党已难以继续稳居主导位置,慕尤丁选择退下主席一职,既是回应盟党长期累积的不满,也是一种避免正面冲突的政治止损。
值得注意的是,慕尤丁并未全面退出政治舞台。他仍积极参与国盟内部讨论,并提出强化联盟机制、集体领导的构想,这种“卸位不卸权”的安排,使他的辞职更像是一场以退为进的战略调整。
慕尤丁退场后,国盟权力重心进一步向伊党倾斜,几乎已是公开的政治现实。无论从议席数量、基层组织,还是州政权版图来看,伊党都是国盟中最具分量的成员党。
然而,最大党身分,并不等同于最适合的领导者。
若按传统政治逻辑,伊党主席哈迪阿旺接任,似乎顺理成章;惟健康因素及其长期以来较为强硬的政治形象,使这一选项在现实中难以成立,也未必有利于国盟向中间选民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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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常被点名的人物,是吉打州务大臣沙努西。尽管他在伊党基层拥有一定号召力,但高度对抗性的政治风格,让外界质疑其是否适合担任需要高度协调的联盟领袖。更关键的是,沙努西本人已多次表态,他并非最合适的人选。
在各种揣测中,一个相对低调的名字逐渐受到关注,那就是伊党副主席、登嘉楼州务大臣阿末山苏里。
与伊党传统宗教领袖不同,阿末山苏里偏向行政与技术官僚型政治风格。在登嘉楼的执政实践中,他强调治理、发展和制度运作,较少卷入高强度的意识形态争论。这使他在伊党内部具备正当性之余,也相对不易引发盟党排斥。
从联盟政治角度看,他或许不是声量最大的政治人物,却具备关键优势:可接受度。对土团党而言,他不像伊党元老那样带有压迫感;对外界而言,他更像“桥梁型领袖”,而非单一阵营象征。
若国盟有意从选举联盟转型为执政备选,这种温和且治理导向的形象,反而成为稀缺资产。
慕尤丁辞职的另一层意义,在于马来政治主导权的再竞争。从巫统主席阿末扎希日前在党大会上提出“马来大联盟”,试图整合马来政党的动向来看,局势的复杂性便可见一斑。
不过,现实并不简单。巫统虽仍掌握执政资源,却必须与希盟合作;国盟拥有大量马来选票,却缺乏执政权;伊党动员力强,却面临全国化瓶颈。三者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互信基础。
慕尤丁已明确指出,只要巫统继续与行动党合作,“马来大联盟”就难以实现。这番话不仅是政治立场的表态,也点出马来政治当前的结构性矛盾。
国盟在后慕尤丁时代,恐怕难以再复制过去的“强人政治”。无论是土团党,还是伊斯兰党,都难以推出一位毫无争议、足以号令全盟的领袖。
因此,更可能的走向,是权力分散、集体领导。在这样的结构下,主席人选的重要性,不在于个人声量,而在于是否具备协调和平衡能力。
从这一角度看,阿末山苏里或许是最不具破坏性的选择。但慕尤丁也强调,国盟下一任主席,只能由成员党党魁出任。
国盟成员党党魁有谁?除了慕尤丁和哈迪阿旺,就是民政党主席刘华才和大马印度人民党主席普尼登。
在巫统重塑主导地位的节骨眼上,国盟面临的不只是主席人选,更是自身能否继续作为马来政治替代力量的考验。慕尤丁的退场既是节点,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联盟若不能超越短视的权力争夺,政治想象力终将枯竭,只剩无声空位与未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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