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宗.人工智能时代着重科技外交

正因如此，科技外交的关键是在于扩大科学与政策之间的重叠地带。我们需要的，是科学家能够有效地与政策制定者沟通，也需要政策制定者具备理解与运用科学的基本能力。

现实是，决策制定者每天都在多重压力与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取舍。单纯期待决策制定者自然做出“最科学”的选择，并不现实。掌握证据与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必须更主动地参与公共讨论，为值得优先的政策议题发声与倡议。

在AI世代与资讯爆炸的环境下，这一点非常关键。任何人都可以透过社交媒体影响舆论，而公共理解与情绪，往往直接塑造政治优先顺序。严谨做研究的科学家若选择沉默，公共空间就容易被情绪、偏见甚至错误资讯所占据。科学沟通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能力，而是一种公共责任。

以医学为例，我们在训练中学会如何与病人及家属沟通，却很少被教导如何面对更大规模的公众沟通。然而，正是媒体与社交平台，决定了社会如何理解健康风险、科技发展与政策取舍。

倘若科学要在今日真正影响政策，科学家就必须走出诊间与课堂，学习以清晰、可信且持续的方式与社会对话。这并非削弱科学专业，而是让科学成果得以转化为公共价值。遗憾的是，这类能力的系统性培养，至今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那么，我们究竟能做什么呢？对于直接参与科技外交的人群，有几个可供行动的方向。科学家与研究人员应积极参与公众讨论与政策咨询，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具体政策建议；利用社交媒体、讲座、研讨会等渠道，持续向社会传播可靠科学信息。政策制定者与公务员则应在制定政策或国际谈判时主动依赖科学证据，并建立跨部门科学顾问团队，让科学成为决策工具，不是装饰罢了。

另一方面，教育与科研机构应在课程与训练中加入科学沟通、政策倡议与跨国合作实践，让学生提前接触科技外交的能力建设。公众也可以发挥作用：理性关注科学信息来源，支持基于证据的政策倡议，并在讨论中提供建设性反馈，从而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科技外交的生态。

回到马来西亚的处境，作为一个中等规模、开放型、以知识与技术升级为发展方向的国家，我们既无法在科技竞赛中独善其身，也不能只做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如果我们希望在人工智能、医疗科技、绿色转型与数字经济等议题上拥有话语权，就必须认真看待科技外交的能力建设。这意味着培养更多懂得沟通与倡议的科学家，也意味着让更多政策制定者在决策时，真正把科学视为工具，而非装饰。

在AI重塑国家竞争与合作逻辑的时代，科技外交不只是对外关系的课题，更关乎马来西亚能否理性决策、有效治理，并以负责任的姿态参与全球事务。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