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寄望东盟在动荡时代以“中立”发挥更关键的稳定作用时，东盟房间里的大象却变得更加醒目——南海主权争端、缅甸危机久拖未决、全球南方的松散、中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还有小国有限的谈判筹码。
东盟要走得更远，就得学会如何直面这些“大象”，与之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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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东南亚与中国的多名学者上月底齐聚“全球转型下东盟-中国关系：进展、机遇与挑战”国际研讨会，摊开讨论东盟各项现实困境。本期《发现东盟》梳理要点，与读者一同思考东盟的当下位置与未来走向。
印尼前外长：不够团结
东盟难解决区域冲突
印尼前外交部长哈桑维拉祖达开门见山：“坦白说，近年来的东盟不够团结。”
在他看来，2021年的缅甸政治危机分裂了东盟，削弱其信誉。尽管军政府计划在12月28日举行大选，并已赦免或撤销逾8000名反军方者的指控，但由于多数主要政党被排除在外，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认定，这场选举无法带来政治过渡或恢复文官统治。
然后是今年5月泰柬边境再爆发的冲突。尽管双方经两轮斡旋达成和平协议，还在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及美国总统特朗普见证下同意撤军和撤走重型武器，但承诺仅维持两周，泰国就因士兵遭地雷炸伤，宣布无限期延后释放18名柬埔寨战俘。12月8日，边境又发生激烈交火，柬方称4名平民遇难；泰军则宣称情报指柬方或瞄准民用机场和医院，并指控其空袭锁定泰军火库，以此作为“反击”理由。
这一连串发展令两国的和平进程遥遥无期。哈桑维拉祖达认为，这些事件揭示东盟在预防和解决区域冲突上存在深层结构性问题，当前斡旋难以真正化解内部危机。
实际行动步履缓慢
“南海”谈判无大突破
另一棘手难题是南海主权争端。哈桑维拉祖达指出，多年来围绕领土主张、反主张、通行权与区域活动的谈判，未见取得重大突破。
“这是房间里的大象，一个显而易见却又避重就轻的问题，即使《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了数十年，各方实际行动仍步履缓慢。”
尽管如此，他认为，持续对话仍是当下维持局面的最佳方式，但前提是强化谈判的约束力，特别是东盟需制定共同方针，评估各项主张的影响，酌情在敏感议题上作出更温和的决定。“东盟和中国应可考虑采用“一轨半”或“二轨”谈判机制，建立互信与合作，避免任何可能使现状恶化的行动。”
待办事项堆积
忧核心议题渐失焦
哈桑维拉祖达也点出了东亚峰会议程失衡的问题，待办事项堆积过多，反而稀释了应有的战略讨论。随着东盟不断扩大伙伴关系国家，他也担心东盟真正的核心议题正逐渐失焦。
“没有称职的驾驶员，车永远到不了目的地。”他认为，东盟应该控制好自身的发展模式，别再吸纳更多国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因为过度扩张会带来虚假的幻象，也可能造成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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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摩：帝国主义现象重现
重审视不结盟运动
不选边站，一直是东盟的核心政治论述，尤其常被用来描述东南亚在中美竞争之间的处境。适逢万隆会议70周年，马来西亚经济学家佐摩呼吁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并重新检视“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的当代意义。
“我们必须意识到帝国主义的现象重新出现，许多战争动机不再只是由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对抗为主导，如今世界也缺乏强大的和平主义运动。”
重点应放在扩大经济合作
他坚信，不论亲美或亲中，东盟更应把重点放在扩大经济合作，包括聚焦思考在各领域的经济合作，探索新的区域货币和金融机制，例如正被讨论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撇开中美两国，欧洲会否成为对东盟更负责任的伙伴？佐摩直言，很遗憾，欧洲在许多涉及全球南方的问题上更不负责任，也缺乏建设性。
“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团结，而不是等待北方国家替我们找答案。”然而，自冷战结束后，不结盟运动影响力减弱，全球南方也长期未能形成真正的凝聚力。
“在1980年代末印度担任全球南方主席国期间，不结盟运动创建了全球南方智库（RIS），原本旨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研究方案，但如今已沦为商业领域的附属机构，使到七十七国集团在谈判中，只能依赖某些特定国家的研究成果。”
他强调，若南方国家继续被动接受现实，只会让自身处境更加艰难。
在最差的条件争取最小损失
马美贸协凸显小国困境
谈及马来西亚，佐摩指出，最近签署的马美对等贸易协定（ART）是一笔“非常糟糕的交易”，但也凸显小国的现实困境，在最差的交易条件里争取最小损失。
“首先你不可能从特朗普那里拿到好协议，关键是，如何在最糟的协议里进行谈判。”
他强调，美国的发展模式是零和博弈，本质上是“一对一、只有我赢你输”的交易主义。过去20多年全球贸易自由化倒退，西方对持续推动自由贸易的意愿下降，都在进一步压缩小国的谈判空间。
“看清局势，保持务实，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特朗普还有三年多的任期。”
他补充，大马或可借鉴墨西哥和加拿大，如何透过谈判强化与美国的贸易、供应链与安全合作；反观巴西总统卢拉因抵制特朗普而付出了沉重代价。
华冠咸：过度依赖单一伙伴
忧东盟中国贸易顺差
华冠咸认为，东盟开始对中国供应链、旅客及技术的依赖引发担忧，高度一体化虽带来机会，却也造成本土企业脆弱性。
泰国和新加坡专家则对东盟-中国贸易结构，尤其是贸易顺差提出关注，虽中国市场和技术带来大量机遇，却也存在必须谨慎看待的关键问题。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者华冠咸（Pongphisoot Busbarat）指出，过去20年来，东盟与中国贸易迅速扩张，受益于出口、农产品、制造业零部件、旅游及服务业。眼看许多企业开始深度嵌入区域价值链，且与中国生产链紧密相连，这一贸易结构给当地企业带来隐忧。
“中国在东盟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并未普遍受欢迎，东盟内部反复出现对企业过度依赖单一主要贸易伙伴的担忧。”
他以泰国为例，中小企业在电子商务、高端制造及配套服务领域，面对中国大型企业的强烈竞争，使整体经济呈现“机遇与脆弱并存”，经济喜忧参半。
然而，面对华企巨额投资，华冠咸认为东南亚国家不会全面拒绝，但更关注项目是否属高质量互联互通、信息透明、条款公平，以及当地民众是否真正参与和改善贫困。
罗万伟：强调包容多样性
亚洲新区域主义更开放
迪利曼学院菲律宾—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罗万伟认同，由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倡导的新时代区域主义，强调的是包容多样性，并无意使区域趋于同质化。
他表示，与欧洲相对限制性的传统区域主义相比，亚洲的新区域主义更加开放，亦称开放型区域主义，譬如亚太经合论坛峰会（APEC）、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的成立，皆是好的体现。
黎良福：忧中国低价商品涌入
建议双边对话减冲击
新加坡ISEAS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黎良福指出，美国加征关税背景下，东盟市场确实对中国低价商品涌入的忧虑升高。如果反弹情绪处理不当，是有可能演变为针对当地华人社区或更广泛的社会运动。
“这将影响东南亚社会的凝聚力与政治稳定，类似情况已有前例，必须密切关注。”
与其完全依赖市场力量，他建议，中方与东盟可通过对话直面中国低价产品涌入、包括采掘业（如稀土）带来的环境影响等问题，尽可能找到减轻冲击的方式。
当然，他不希望各国效仿美国走向内向型发展，以免冲击区域整体发展。
另一项挑战是，东盟推动区域合作的同时，仍必须兼顾国内事务，回应民众期望、清晰说明政策、优先处理民生（如生活成本、城乡差距），并持续打击腐败与滥权。
新兴领域合作仍具亮点
无论如何，黎良福表示，东盟与中国在数字经济、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仍具亮点，可携手发展更清洁、可再生能源。
他引述《东盟能源展望》指出，目前东盟是全球第四大能源消费区，预计2030年能源需求将增长达41%，届时更需确保稳定、可靠且低碳的能源供应。
这场国际研讨会由中国驻马大使馆支持，马来亚大学与中国外交学院联合主办。
张振江：无共同第三方敌人
“命运共同体”新伙伴外交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振江从中国视角指出，中方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新型伙伴关系外交，核心在于无共同的第三方敌人、开放的合作模式且无排他性。
“换言之，我们会有不同交友圈，各自有不同的朋友，关系可以很亲密，也可以不那么亲密，但最终都是好朋友。这很符合中国文化特性，也适用于东亚和东南亚。”
相比严格以军事同盟定义的“盟友”（如北约），他说，中国倡导的是非结盟式的、多样化、多层次的伙伴关系，有学者将之分类成被动型、战略型、全方位型等。目前全球近三分之一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某种伙伴联系。“这种外交实践是可持续的，迄今东盟是这种新型外交做得最成功、最重要的地区。因此，从中国的角度看，东盟与中国关系正处于最佳时期。”
阮富新香：东盟中国共享共同体
拓互利合作非选边站
“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表述，越南官方称之为“未来共享共同体”。
越南外交学院讲师阮富新香指出，东盟构建东盟-中国共享共同体，旨在扩大互利合作，而非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
她说：“东盟之所以受重视和认可，正是因为能够在大国竞争之间保持中立，才能吸引各主要国家参与，并推动东盟主导的机制发展。”
如同越南政府坚持不愿选边站，而是延续自1991年以来的外交路线，独立自主、多边化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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