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品券依赖者悲叹：我们成国家政策“牺牲品”

菲丽莎说：“我并非在自怜。没有子女负担，靠着朋友慷慨相助，房租也极低。我清楚自己的贫困程度——靠着罐头食品和葡萄干度日——与食不果腹尚有距离。庆幸所在州的州长敢于对抗联邦政府，这在持续数周的压力中令人振奋。”

但于她而言，这些美国低收入者，仿佛成了“病态政治实验中的实验室动物”。

“看啊，他们要给我们发食物了！等等，又没了。当我说‘发食物’时，听起来好像我们游手好闲。事实绝非如此。即便每月固定领取SNAP补助和救济站食物，仍需要绞尽脑汁才能撑到月底。当我们亲手煮豆子时，同时也在工作或拼命找工作。”

她举例说明，“就拿我24岁的侄女阿莉莎来说，她每月花1000美元（约4135令吉）住在邻近城镇一个“蟑螂横行”的贫民区——只因那里工作机会稍多。”阿莉莎的伴侣曾是渔民，如今为多陪伴家人转行在渔具店工作。她原本是全职咖啡师，但13.5美元（约55.8令吉）的时薪若全数投入育儿便毫无意义。她仍在零工经济中奔波，却始终入不敷出。扣除税费房租后，他们不得不依赖SNAP购买食物。

一周前与她通话时，她声音里满是焦虑：“我不仅担心自己家，更担心整个小镇。食品救济站本来就不多，今年初资金还被削减了。”

问题在于，绝大多数SNAP受益者都和她一样：早在十月底前就已食物告急。我们已挣扎数周。在俄勒冈州的乡间，我们只能靠山吃山。阿莉莎说起她的伴侣：“狩猎季到了，他一有空就出门打猎”，有时他们还会采摘野菜果腹。

她说：“太多人根本无从了解我们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

菲丽莎指出，我曾有数十年无需依赖税款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近年境况急转直下：AI夺走了我的合同工作，激烈竞争让我无法提高报价——时薪与五年前相同，购买力却已折半。我开始透支信用卡维持生计。

“去年秋我获得250美元（约1034令吉）SNAP补助，远不够支撑整月。随后补助因找到临时工作被削减，后又莫名再次缩水。与此同时食品价格飞涨。”

我不再挑剔救济站的食物，开始囤积平素不吃的商品：杂牌通心粉、罐头桃子。食物短缺的恐惧在于你永远在担忧，永远在盘算如何替换食材，或为连吃一周的扁豆汤变换口味。

菲丽莎还直言，“还有羞耻感。最初我拒绝去救济站，怕遇见熟人。如今顿悟：若在救济站相遇，说明我们同舟共济——或对方是施以援手。我不再羞愧，唯有团结与愤怒。”

“我愤怒于我们有如此庞大的群体；愤怒于无法凭擅长的工作谋生；愤怒于记录食物短缺竟已持续十五年。”

文中提到，更愤怒那些境遇更糟的人们：停薪留职的工人；因保险公司拒付工伤手术费而无法工作的凯文；在酒店工作7年却因微薄加薪失去补助的梅尔；所有无钱治牙痛、拖欠电费的我们。

菲丽莎控诉，每月救济站队伍愈长，富人却在钻营避税，将政策恶果归咎于我们。当政客为私利牺牲民生，这何尝不是道德沦丧？愤怒者不止我一人。我们正汇成汹涌浪潮。”

阿莉莎则说：“政府的洗脑宣传令人作呕。任何欺骗民众的伎俩，都印证了体制的溃败。”